他刚赢下中国第一次全国大选，然后在月台上中了枪｜宋教仁之死

「他刚赢下中国第一次全国大选，然后在月台上中了枪｜宋教仁之死」是《神州大地》系列的一集。以下为本集视频的完整图文转录，可逐字阅读，也可前往视频页观看对应画面。

神州大地，

中国名胜古迹人文探访系列纪录片。

总第十六集，宋教仁之死。

他死在自己刚刚赢了的那一天。

1913 年 3 月 20 日，

夜里十点四十五分，

上海闸北，

沪宁铁路上海站。

这座站楼是四年前刚盖好的，

英国人设计，

四层，

造价三十二万九千银元，

是当时全中国最体面的车站之一。

今晚，开往南京方向的沪宁快车，正在检票。

一个人刚从站里那间议员休息室走出来，

刚跟送行的人握过手，

还在说话。

三十一岁，

长衫，

随身的行李少得像出一趟短差。

然后枪响了。

子弹从后背右肋打进去，

斜着插进肚子，

离心脏很近。

他被送进了老靶子路的沪宁铁路医院——那条路，

今天叫武进路。

两位德国医生做了一个多小时手术，

取出弹头，

发现上面淬过毒。

他在病床上撑了十七个小时。

三月二十二日凌晨四点四十八分，人没了。

他叫宋教仁。

那年，

他刚刚带着他的党，

赢下了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次全国大选。

问题就在这里。

一个刚刚赢了的人，

为什么会死在去上班的路上？

是谁，必须让他死？

而又是谁，

明明手里有十种更便宜的办法，

偏偏选了最贵、

最响、

最藏不住的这一种？

而最耐人寻味的一点是：

他站得越高，

有一个人就跌得越狠。

那个人，姓孙。

这不是一个孤零零的枪击案。

这是一场权力交接失败的现场。

我们要做的，

是把现场一寸一寸还原出来——不指认任何人，

把判断留给您。

前面这些故事，几乎都发生在北京城里。

从这一集起，

镜头要跟着一个人走——他到哪里，

我们就到哪里。

他叫宋教仁，字钝初，号渔父。

要说清楚那一枪，

得先回到他的起点：

湖南桃源。

1882 年 4 月 5 日，

他出生在沅江边上坊村香冲的一个书香之家。

六岁进私塾，十七岁进桃源的漳江书院。

1901 年，十九岁，他考中了秀才。

按那个时代写好的剧本，

下一步是乡试、

会试，

一路考上去，

做官，

终老。

他没有照着走。

1902 年，

他跑到武昌，

考进了文普通中学堂——还考了个第一。

在武昌，

他认识了一群人，

也想通了一件事：

这个朝廷，

救不了这个国家。

1903 年 8 月，

他在长沙认识了黄兴，

两个人一见如故。

11 月 4 日，

他跟黄兴、

刘揆一、

陈天华、

章士钊几个人聚在一起，

筹一个团体。

1904 年 2 月，

华兴会在长沙西园正式成立，

黄兴做会长，

宋教仁做副会长。

那年他二十二岁。

华兴会干什么？

造反。

他们计划在慈禧太后七十寿辰那天，

在长沙、

岳州、

衡州、

宝庆、

常德五路同时起事——宋教仁负责的，

是常德那一路。

起义没成，

消息走漏，

湖南巡抚下令满城搜捕。

这一段我必须讲给您听，

因为它后来变成了一个名字。

那天，宋教仁在桃源老家，什么都不知道。

是一位儿时的同学，一路跑来报信。

他仓促出门，

江面上一只船也没有——追兵越来越近。

就在这个时候，

芦苇里划出一只小船，

一位打鱼的老汉，

把他渡了出去。

他捡回一条命。

为了记住那个素不相识的老汉，

他给自己取了个号：

渔父。

此后十年，

他在报纸上写文章，

署名就是这两个字。

读过「渔父」文章的人成千上万，

很少有人知道，

这两个字底下，

是一条被打鱼人救过的命。

1904 年 12 月，

他到了日本，

先入东京法政大学，

后进早稻田大学预科。

注意他在日本读的是什么。

不是炸弹，不是暗杀，不是怎么拉队伍。

他读的是——选举怎么办、

议会怎么开、

内阁怎么组、

政党怎么一天天运转。

那几年，

他翻译了十几部书：

《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俄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

在那个所有年轻人都在讨论怎么推翻一个王朝的年代，

这个人，

在一页一页地抄别国的议事规则。

1907 年，

他还干了一件跟革命无关、

却意外立了功的事。

他秘密潜回东北策动起义，

失败了；

但他在东北写成一本书——《间岛问题》，

一条一条论证那片土地自周秦以来就是中国的。

后来清政府跟日本谈判，

凭这本书把理站住了。

一个被朝廷通缉的革命党，救了朝廷一次。

这在那个年代不奇怪，

因为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分得清楚：

朝廷是朝廷，

国家是国家。

1911 年，

他回国，

在上海《民立报》做主笔。

辛亥革命一爆发，

他起草了《鄂州临时约法草案》，

七章六十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带宪法性质的文件，

出自一个不到三十岁的人之手。

到这里为止，

这个人的履历很简单：

读书，

办报，

写制度。

他没有兵，没有钱，没有地盘。

他手里只有一样东西——他真的相信，

规则是可以运转的。

而这，恰恰是接下来所有事情的起点。

现在，镜头回到上海。

1912 年 12 月到 1913 年 3 月，

这个国家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大选。

先说几个数字，

因为这几个数字，

比任何形容词都有力。

全国登记的选民，四千二百九十三万余人。

当时估计全国人口四亿零六百多万——也就是说，

十个中国人里，

有一个投了票。

这是这片土地上，头一回有人用选票说话。

当然，您得先有资格。

按选举法：

男子，

众议院选举须年满二十一岁，

参议院须年满二十五岁；

年纳直接税两元以上，

或者有不动产价值五百元以上；

小学以上毕业。

换句话说，

十个人里有资格的那一个，

多半是识字的、

有点家底的、

住得离县城不太远的。

这不是普选。

可在 1913 年的中国，这已经是天翻地覆。

结果出来了。

众议院五百九十六席，

参议院二百七十四席，

两院一共八百七十席。

国民党拿下二百六十九席加一百二十三席，

合计三百九十二席，

占百分之四十五点一。

它的三个对手——共和党一百七十五席、

统一党二十四席、

民主党二十四席——三家加起来，

二百二十三席，

还不到国民党的六成。

这一仗是谁打下来的？

是宋教仁。

1912 年 8 月 25 日，

同盟会联合几个小党，

改组成国民党。

孙中山做理事长，

宋教仁做理事，

随后被孙中山委为代理理事长。

翻译成人话：

孙中山是这个党的名义，

宋教仁是这个党的手。

选举期间，

他亲自跑了湖南、

湖北、

安徽、

上海、

浙江，

一路演说，

报纸给这件事起了个名字，

叫「宋教仁旋风」。

他在演说里把话说得很直：

「为今之计，

须亟组织完善政府；

欲政府完善，

须有政党内阁。

今国民党即处此地位。

」1913 年 2 月 13 日，

他从汉口沿江东下，

15 日到上海，

住进同孚路二十一号——黄兴的家。

2 月 19 日，

他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演讲，

讲宪法。

他讲的是行政、

立法、

司法三权怎么分，

中央与地方的权限怎么定。

请注意——他没有讲孙中山的五权宪法。

他把自己同志发明的那一套，撇开了。

同一个时间，还有一件事值得记下。

2 月 10 日，

就在选举将胜、

组阁在即的关口，

孙中山乘山城丸去了日本，

考察实业。

他没有跟宋教仁商量这件事怎么办。

这不是谁的错，

这是一个事实：

在那个时刻，

这个党的两个人心里想的，

已经不是同一件事。

那宋教仁想的是什么？

非常具体。

他主张责任内阁制：

内阁对国会负责，

总统的权力，

由内阁和议会来约束。

他要做的不是当总统，

是组阁——让国会多数党的内阁总理坐上那个位置，

议会在后面，

总统在前面。

有人会问：他自己当总统不是更好吗？

按《临时约法》，

大总统是虚位，

实权在内阁总理手里。

所以那一年的北京，

最要紧的位置不是总统，

是总理。

而总理必须由国会多数党来组——国会多数党是国民党，

国民党的实际主持人是宋教仁。

这道算术题，全中国都会算。

报纸上已经有人叫他「未来的总理」。

为什么总理这个位置这么要紧？

得看一眼前面这一年。

1912 年 3 月 11 日，

《临时约法》公布——就在袁世凯要接任的前几天，

把总统制改成了内阁制。

从那天起，

这个国家的实权，

白纸黑字写在总理手里。

可这个内阁，从来没有站稳过。

民国开张到 1912 年 9 月，

不到半年，

总理换了三任：

唐绍仪、

陆征祥、

赵秉钧。

唐绍仪干了两个多月，

跟袁世凯闹翻，

挂冠而去。

换句话说：

总理这把椅子，

到 1913 年春天为止，

还没有一个人坐稳过。

而第一个真有可能把它坐稳的——是靠选票坐上去的宋教仁。

在宋教仁的算法里，这叫共和。

他要用选票，把权力平平安安地搬进制度里。

谁要什么——宋教仁要的是内阁权；

谁挡着他——总统府里那个人手里的实权；

用什么手段——选票、

议席、

报纸，

全部摆在明处；

代价——一旦阁成，

总统就得让出实权。

那总统府里那个人，是谁？

镜头，跟他去北京。

1913 年春天的袁世凯，手里有的是办法。

他要让「组阁」泡汤，

完全不必动手——只要他不点头。

内阁名义上由国会多数党组阁，

可总理人选、

国务员名单，

都得过总统这一关；

他拖着不点头，

内阁就组不成。

他还有第二步：断款。

国民党的活动经费、议员的津贴，都能卡住。

他甚至不必解散这个党——先让它饿上一阵子，

就够了。

再往前一步：

宋教仁北上要坐火车，

要进北京，

要跟总统府打交道，

每一步都在政府的视线里。

袁世凯只要一纸电报，就能让他进不了京。

所以这件事的吊诡之处在这里：

袁世凯有动机、

有权力、

有合法的慢性办法——而暗杀，

是其中最烂的一招。

暗杀的后果他比谁都清楚：

宋教仁一死，

全国舆论沸腾，

南方立刻有人要动，

这是把火自己点在自己门口。

任何一个打算长久掌权的人，

都不会选成本最高、

收益最不确定的那条路。

那这就逼出一个更要紧的问题：

既然主谋不必是袁世凯，

那「让宋教仁到不了北京」这个决定，

是在谁的办公室里做出来的？

先把这件事拆成四层。

层层都有人，

每层只做自己那一段，

每一段单独看都合规——四段叠起来，

就是一条完整的锁链。

第一层，北京，内阁。

1913 年 3 月，国务总理是赵秉钧。

他手下的内务部里，

有一个秘书叫洪述祖，

这个人常年往来于北京与上海之间。

第二层，上海滩。

洪述祖认识一个叫应桂馨的人——应夔丞。

此人在上海能量极大，

帮会出身，

头上却挂着江苏巡查长的官衔。

钱多，路广，办得了肮脏事。

第三层，月台。

应桂馨找了一个人，武士英。

3 月 20 日夜里，

这个人埋伏在上海车站的检票口附近。

然后，案子破得快得惊人。

案发十几个钟头还没有头绪，

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悬赏一万元，

沪宁铁路局出五千元，

江苏都督程德全通电全省协缉，

限期破案。

3 月 24 日——案发后第四天——武士英在应桂馨家里落网。

案子先在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过堂，

再移交中方。

武士英在预审时供得清清楚楚——是应桂馨叫干的。

可到了正式开庭，他翻供了。

接着，巡捕从应桂馨家里，搜出了一批电报。

这批电报，是整个案子最硬的东西。

我挑几封，念给您听。

3 月 13 日，洪述祖致应桂馨：毁宋酬勋位。

翻译过来——把他毁了，我用勋位来酬谢您。

3 月 14 日，

应桂馨回电：

梁山匪魁，

四出扰乱，

危险实甚，

已发紧急命令，

设法剿捕。

他把宋教仁叫「梁山匪魁」。

他把杀人，叫「剿捕」。

3 月 19 日，洪述祖再电：事速进行。

3 月 21 日，

应桂馨电告：

匪魁已灭，

我军一无伤亡，

堪慰。

那个时候，

宋教仁已经在医院里躺了将近一天。

洪述祖后来的解释是：

他要的是「毁宋」的名誉，

不是杀人；

「酬勋位」是空头人情。

应桂馨显然不是这么理解的。

一个副手，

把一份模糊的指令，

交给了一个能量很大、

又有自己盘算的人。

歧义，就是从这里长出来的。

案子后来查到哪里？

武士英，

4 月 24 日死在狱中；

应桂馨，

1914 年 1 月死在火车上；

赵秉钧，

1914 年 2 月死在天津——官方说是中风，

外面传的是毒；

洪述祖跑掉了，

一直跑到 1918 年才被抓回，

1919 年 4 月，

在北京以主使杀人罪处绞。

四个人，

三个没能站上法庭，

一个站上了绞架。

而真正那一句「谁下的令」，

始终没有被写进任何一份官方结论里。

这个共和国刚刚说要依法办事，

第一件大案子，

就卡在了这里。

先把结论说在前面：

四把尺量下来，

袁世凯是最不可能下令

杀宋教仁的那个人。

这不是替他开脱。

恰恰相反——袁世凯后来做过的事，

本片一格都不替他遮：

他解散国民党，

他撕掉约法，他称帝。

这些都是他。

但就这一枪而言，

把帐算到他头上，

是最讲不通的一笔。为什么？

四把尺，一把一把量给您看。

开量之前，

先补上一段必须补的话

——袁世凯这个位置，

到底是怎么来的。

1912 年 2 月 12 日，

清帝颁下逊位诏书。

诏书前半段那句「将统治权公诸全国，

定为共和立宪国体」，

流传最广；

可真正决定往后四年格局的，

是紧接着的这一句原文：

「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

当兹新旧代谢之际，

宜有南北统一之方，

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

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请把这句话听清楚：

清帝退位的那一天，

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的「全权」，

就已经白纸黑字写给了袁世凯。

他的权位不是从宋教仁手里抢来的，

是从那纸诏书里接过来的。

记住这一层，下面四把尺才量得准。

尺一，动机。

谁的处境，因为宋教仁组阁而变糟？

袁世凯确实有。

实权在内阁总理手里；

宋教仁一旦组阁，

总统就要把实权让出去。

这是真的，不必替他辩。

所以第一把尺，

袁世凯站得住：

他有动机。

但请注意——动机不等于命令。

这一栏能证明的，

只是「他不高兴宋教仁上台」，

不能证明「他下了手」。

尺二，手段。

这一把，袁世凯彻底塌了。

他要让宋教仁组不成阁，

需要开枪吗？

完全不需要。

总理人选、

他只要拖着不点头，

内阁就组不成，

宋教仁这一趟就白跑，

然后回上海。

这是一条成本几乎为零、

成功率却不低的路。

国民党的活动经费、

议员的津贴，

都能卡住。

他甚至不必解散这个党—

—先让它饿上一阵子，就够了。

一个手里握着这么多合法、便宜、

安静的办法的人，

为什么要选一个全中国都看得见、

一查就查到自己头上的办法？

再说一句更硬的：

袁世凯不是靠暗杀起家的人。

他一辈子用的是军队、银子、

官位和条约。

暗杀不是他的习惯，

也不是他非用不可的手段。

尺三，时机。

坐哪一班车、

几点进站、

从哪个检票口上车，

全在政府的视线里。

袁世凯只要一纸电报，

就能让他走不出上海。

而事实是：他走成了。

这一栏的意思是——不管

您想把帐算到谁头上，

「拦住他」这件事必须有人做到，

而北京那一端没有做。

尺四，收益。

宋教仁死后，袁世凯得到了什么？

一时的安全，和全国的骂名。

四个月后二次革命爆发，

他被迫用一场战争，

去解决一个本来可以不

点头就解决的问题。

更要紧的是：

宋教仁死后，

袁世凯失去的是一个可

以用规则谈判的对手，

换来的，

是一群只能用枪对付的敌人。

这笔帐，怎么算都是亏的。

四把尺并排放，

看得清清楚楚：

动机——他有；

手段——他不需要；

时机——他没拦；

收益——他最亏。

所以本片把话说明白：

袁世凯是最不可能下令暗杀宋教仁的人。

那么，谁最可能？

本片不指认。

但有一件事必须摆出来，

而且它是可考的：

1913 年春天，

国民党内部的话语权正在易手。

党务实权在宋教仁手里，

国会选票是他一路跑出来的，

报纸已经叫他「未来的总理」；

而他在演讲里讲三权分立，

把自己同志发明的五权宪法，

一句不提。

没有跟宋教仁商量这件事怎么办。

这些都是事实，不是揣测。

后世有人以这些事实为依据，

把怀疑指向党内那一端。

这是后世的一家之说，

不是本片的结论。

本片的结论只有一句：

袁世凯最不可能。

至于最后那一格该填上谁的名字，

本片留给您。

以下是推演，不是记载。

如果那天晚上，

月台上有一个便衣；

如果他肯带两个随从走在身前；

如果上海的报馆早一天把「有人要对

他不利」的风声印出来——那一枪，

可能就打不中。

这些「如果」，

在当时全都真实存在过，

没有一样是办不到的。

历史没有走到那一边，

我们不能说结果一定不同；

但可以说：那条路，

确实存在过。

——这是推演，不是记载。

再把这条链条反过来读一遍：

有能力阻止它的，

两端都是空的。

袁世凯那一端，

一纸电报就能拦，

他没有发；

宋教仁那一端，

多带两个人、

换一班车、

晚走三天，

都能避开，

他都没有做。

两头都不设防，中间才会有人动手。

现在，

我们把时间拨回 3 月 20 日夜里，

把那十七个小时，

一小时一小时走完。

那天夜里，

他刚跟送行的人握过手，

枪响之后，他没有倒下去。

他还能说话，

告诉身边的人自己中了枪。

于右任冲出车站，

在马路上拦下一辆汽车，

把他送进老靶子路的沪宁铁路医院。

取出弹头。

子弹从后背右肋射入，

斜入腹中，

打进去之前，

弹头上过毒——这是当年

上海各家报纸登的话。

手术之后，

他剧痛难忍，

不断呕吐，

大小便出血。

21 日上午，张謇、

章太炎这些人来了。

医生又做了第二次手术。

他知道，自己撑不住了。

他对守在旁边的于右任说，

有三件事，

要请同志帮忙：第一，

我在南京、北京、

东京寄存的书，

全部捐给南京图书馆；第二，

我家中一向贫寒，

老母尚在，

请各位故人代为照料；第三，

诸位同志要继续奋斗救国，

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然后，

他请黄兴代笔，

给袁世凯发了最后一封电报。

我把全文念给您听，一个字不改。

北京袁大总统鉴：

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

敬谒钧座。

十时四十五分，

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

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

势必至死。

窃思仁自受教以来，

即束身自爱，

虽寡过之未获，

从未结怨于私人。

清政不良，

起任改革，

亦重人道、

守公理，

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

今国基未固，

民福不增，

遽尔撒手，

死有余恨。

伏冀大总统开诚心、

布公道，

竭力保障民权，

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

则虽死之日，

犹生之年。

临死哀言，尚祈见纳。

宋教仁。哿。

请停在这两句上：

一个刚刚中枪、

正在等死的人，

替自己说的第一句辩护是「

从未结怨于私人」——我没

有跟任何一个人结过私怨；

第二句是「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

——我从来没有过一点权位之心。

这是一百多年后，

这件案子里最难回答的两句话。

一个刚被暗杀的人，

留给这个国家的最后一句话，

是请总统保障民权、

制定宪法。

3 月 22 日凌晨四点四十八分，

宋教仁去世，

眼中噙泪。

年三十一。

守了一夜的同志里，

陈其美放声大哭。

黄兴一边流泪，一边为他清洗身体。

他斜躺在洁白的被褥里，

上半身裸露，

拆掉纱布的右腹部上，

有一片瘀痕。

谭人凤后来写：

当年在日本，

有人给宋教仁算过命，

说是「三十年太平宰辅」。

「星命杳无凭，

天道暗难问，

被击之后，

仅阅十七点钟而竟死矣。

」三个月后本该坐在总理位置上

的那个人——从中弹到断气，

十七个小时。

3 月 23 日下午，

遗体从闸北的医院，

移往湖南会馆。

队伍最前面是五色旗的队阵，

然后是军乐队；

遗像安放在花亭当中，

楠木棺材由扎着花彩的双驾马车运载；

后面是海军军乐队、

各界的花圈、

荷枪的军队，

然后是一千五百名国民党党员，

黑纱执绋，

许多人一路痛哭。

最后，是两百多辆贵宾车。

送殡的市民越聚越多。

队伍从闸北往老城厢，长达十余里。

4 月 13 日，

上海各界为他开追悼大会，

两万多人到场。

灵堂里挂满了挽联。

来的人里，

有同盟会的老人，

也有跟国民党不是一路的立宪派

——汤化龙那副最沉的挽联，

就是这个时候挂上去的。

孙中山的挽联是：

作民权保障，

谁非后死者；

为宪法流血，

公真第一人。

民主党领袖汤化龙写：

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

从容来君叔，

抽刀移笔向谁言。

于右任化名「骚心」，

写了一句更直的：

我不为私交哭，

我不为《民立报》与国民党哭，

我为中华民国前途哭。

然后是下葬。

灵柩往哪里去，是议过的。

有人主张运回湖南，

落叶归根；

最后定下来——留在上海。

它葬在闸北，

那块地后来叫宋公园，

再后来改叫闸北公园，

今天还在。

墓前立了一块方形的石碣，

每边零点七五米，

高一点二米。

正面刻两个字：渔父。

那是章太炎的手笔。背面，

是于右任撰、

康宝忠书的一段铭文。

我把最重的几句念给您听：

先生之死，

天下惜之。

先生之行，天下知之。

吾又何记？

为直笔乎，直笔人戮。

为曲笔乎，曲笔天诛。

什么意思？

照实写吧，

怕被杀；

歪着写吧，

天理不容。

一个刚刚失去挚友的人，

站在碑前说——我不敢写，

可我不能不写。

后面还有两句：

勒之空山，

期之良史。

铭诸心肝，质诸天地。

把这块碑立在山里，

等一个诚实的史家。

这几行字，

就是本片做这一集的方法。

我们不指认任何人，

不是回避，

是我们今天能拿到的史料，

还撑不起一句定论。

所以我们把事实一条一条摆出来，

把判断留给您——这，

就是「期之良史」。

那块石碣后来的命运，

也值得讲一句。

1966 年，墓被毁。

几个园林工人，

把石碣推进水坑，

用泥土盖上。

1981 年，

新墓落成，

石碣重见天日，

又立回了墓前。

有人想让它消失。它没有。

宋教仁死后不到八个月，

这个国家变成了另一个样子。

1913 年 11 月 4 日，

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

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

这一步之后，

这个国家的政党政治，

实质上停摆了。

议会还在开会，

多数党已经不存在；

宪法还在起草，

起草的人已经被赶出去了。

此后十几年，

再没有人把「组阁」当成政治目标。

不是因为大家不想，

是因为试过一次——代价，

政党政治的前提，是对手也守规矩。

一旦对手决定动手，

您会发现自己所有的优势——选票、

报纸——在议会里全都有用，

在月台上，

毫无用处。

这是 1913 年留给这个国家的，

最贵的一课。

今天，如果您去上海，还能找到两个地方。

一个是那座车站。

站房还在，

1909 年英国人盖的那座，

今天是上海铁路博物馆。

展厅里没有枪声，只有旧时刻表。

另一个在闸北公园的西北角。

宋教仁的墓还在那里，

墓顶上有一只展翅的鹰。

一边是上海的枪声，

是几百万份的报纸，

是一次和平转型的全部野心；

另一边，

是一块石碣上的两个字。

那个时代把这两样东西，

放进了同一段历史——中间隔了不到一年。

他想要的事，

其实很简单：

让国会开得起来，

让内阁组得成，

让总统让得出。

宋教仁用生命给出的答案，

比谁的都简单：

你只要按规矩赢了，

规矩就是危险的。

这个共和国刚刚学会怎么投票，

就学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投票，

有多危险。

而这门课，它一直学到今天。

1913 年 7 月，江西湖口。

李烈钧在那里打响了第一枪——宋案之后，

这个国家的第一场战争，

被一个省掀开了。

那一仗只打了一个多月。

而它的结局，决定了这个国家此后的十几年。

请看下集。

▶ 观看本集视频（含画面与地图）：他刚赢下中国第一次全国大选，然后在月台上中了枪｜宋教仁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