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度是谁先破的？｜神州大地 总第32集

「法度是谁先破的？｜神州大地 总第32集」是《神州大地》系列的一集。以下为本集视频的完整图文转录，可逐字阅读，也可前往视频页观看对应画面。

「城门从里面打开；不到一年，赢的人先争的，不是地盘，是这个党往后由谁说了算。」

《神州大地》总第 32 集——一个党，两个政府；法治崩溃，乱世来临。一九二七年。

上集结尾说，打下武昌之后，赢的人先争什么？

武昌城头的旗子还没褪色，汉口江边的江汉关照旧敲钟。可从武昌往南，田埂上、祠堂前、县衙门口，先响起了另一种声音——不是军号，是铜锣，是梭镖杆子敲在青石板上的动静，是几万人同时喊出来的口号。

而在上海的公馆与司令部里，另一盘棋也在落子。落子的声音很轻，到四月才一条一条落成公文与命令。

北伐军向北开的时候，后方乡村的天先变了。一九二六年底，湖南农民协会会员两百多万；到一九二七年四月，全国逼近五百万。数目字看不见人，得走进村子。

一月四日，毛泽东从长沙动身，走湘潭、银田、韶山、湘乡、衡山，一共三十二天。在银田寺的煤油灯下，农协干部一笔一笔报给他听：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民国二年以来十四年间，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

他后来把这些写进《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替运动辩护的句子，和乡绅们惊呼的「糟得很」，印在同一页上。纸上「暴烈」两个字，落到田埂上，是另一副模样。

长沙城里有位老先生，姓叶名德辉，那年六十三岁。长沙人背后叫他「叶麻子」，当面仍得称一声叶老。同乡后辈胡耐安记下他的模样：「身干修伟，满脸麻斑」，说他兴之所至便无忌讳地快意地说，调门儿又高，绘影绘声。

出过天花，一脸麻子。张之洞评他四个字——「叶某不庄」；他听了不恼，反倒得意。

他是光绪十八年的进士，分到吏部当主事，到任不久便请假回籍。长沙坡子街叶家观古堂藏书近三十万卷，书架上贴着一张条子：「老婆不借、书不借」；书里还夹着春宫画，说火神是女的，看见了不好意思，就不来烧书。

他自己写过两句诗：「九死关头来去惯，一生箕口是非多。」

一九二七年湖南农运起来，他送上一副对联：「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杂种上市；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成群。」横批四个字「斌尖卡傀」——不文不武、不小不大、不上不下、不人不鬼。

他大概算过这笔帐：一副对联，至多得罪几个人。他一辈子得罪过的人比这多得多，都是文章里的帐，不是刀上的帐。

可那阵子他已经归无定期、宿无定处。省农协侦知他歇在坡子街，农民自卫军四十名队员埋伏在几条巷子里，再设计把他诱回。人从后门掩进去时，他刚到家不久，正坐在卧室里洗脚。

被架起来，调门还是高的。叶德辉说，「我叶麻子一副对联，值得诸位起这大阵仗？」

没人接他的话。书房里搜出与南北各处来往的函电，装满两只旧时官员放公文的「护书」。他隔着门槛看见护书被抱走，只惦记着一件事：「书不借的。书箱上加锁，莫弄散了。」

四月十一日上午十时公审，下午四时押往浏阳门外识字岭。其子叶尚农后来写信给人，把结局记得清清楚楚：「身受两枪，一中头部，一中心部，遂遭惨死。」

观古堂的书箱被加封加锁，一箱一箱运走。

银田寺的团防局长汤峻岩，当地人叫他「汤屠夫」。考察报告里记着他一句话：「杀两个叫化子开张！」被杀的五十多人中，最先死的两人是完全无罪的乞丐。

农协要拿他，他闻风先跑，临走叫人把枪埋起来。几百名梭镖队员冲进团防局，挖出二十多支枪。后来在宁乡一门血表亲家里把他捉住，人正躲着吸鸦片。

第二天，两千多农民押着他游垅。头上戴一顶三尺高的纸帽，从银田镇一路游到云湖桥，沿路在几十户地主家杀猪出谷，叫作「吃大户」。

沿途乡民指着他骂，「你也有今天！看你一条狗命怎样还几十条人命！」

他手被反缚着，帽子太高，低不下头。汤峻岩说，「乡亲……我赔，我赔，田、谷，都拿出来……」没有人要他赔。

黄昏，三千多人挤满银田寺前大坪，公审开在白果树下。审判长历数罪状、宣布执行死刑，被害者家属一拥而上，人被乱棍打死。

那天数万人要去河东看烧油。湘江上用民船搭成浮桥，河西的人从船上涌过去，木板踩得咚咚响。

青年工人把大楠竹捅空，一根接一根架起半里多长的管道，让煤油顺竹管流进干池塘。竹节打通要费些工夫，手上、泥地上都是煤油味。

「通了！往下淌了！」

下午两点点火，几十支火把一齐投向油池。河东烧掉煤油两千八百余桶，河西同时烧的是鸦片、呢绒绸布、毛料，近千件洋货。湖南省农协宣传部第二年印的《农民画报》第十期，把这场火画了下来。

乡间另有一支队伍，人手一根削尖的竹枪，叫梭镖队。湘潭一带传唱：「早打铁，晚打铁，打把梭镖送农协。梭镖亮堂堂，擒贼先擒王。」

庙里的菩萨被砸了，祖宗牌位被掀了。衡山白果的女子们结队拥进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

要先问一句：那几个月里，究竟谁算「土豪劣绅」。报告里记着农民自己造出来的话——「有土必豪，无绅不劣」，有些地方「五十亩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长褂子的也叫他劣绅」。五十亩，是一家几口人的口粮田；一件长褂子，是教书先生站在讲台前穿的衣裳。

胡愈之记过一句：「土豪劣绅往往不问姓名，就被戴上高帽子游街。也有当场经群众审判后立即枪决的。」不问姓名，罪状自然也不必问，卷宗更不必写。

武汉政府里的徐谦讲过一户小地主：谷被封了排吃，吃了不算，还要勒捐，勒捐不算，还要被指为土豪劣绅，就是愿将田地完全交出，还不见得能脱身无累。

名册有多长，方志里留着数。华容县特别法庭到马日事变前开庭判了四十七人死刑；湘阴县关押大小土豪劣绅一百余人；常德地区后来的调查记着被处死十八人、游斗一百三十四人、监禁七人、罚款罚粮一百一十八人。

落到人身上，是另外一副样子。华容的张巨卿，被从自家屋里拖出来，在示众路上活活打死；同县刘岳林，不过在清算账目时回了几句嘴，当场死在堤务局。湘阴长乐街的周鹤泉，戴一顶纸扎高帽子，打锣游街，要一遍一遍喊自己的罪状给沿路的人听。

还有一类死者，身分在当时的文告里写得明白：「将士亲属，动辄诬为豪绅杀之」。儿子在前线打仗，家里的父兄被指为豪绅，就这样进了被处决的名册。

被整的也不都是有田的人。小商人被勒写捐款；谷米不许外运，军粮、商货一齐卡在路口；铺子里的存货被封、被分。一九二六年底，长沙大部分教会学校关了门，传教士被赶走；广州罢工的人把教会医院围起来，断水、断电，重症病人只好抬回家。

杀人是最后一步。在那之前，日子先被一条一条管了起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有一节，标题就叫「农民诸禁」。

牌、赌、鸦片先禁。湘乡十四都一个区农会烧了一担麻雀牌；农会下令缴烟枪，醴陵一个劣绅不缴，被捉去游乡。报告里还写着：「好些革命军军官家里的年尊老太爷，烟瘾极重，靠一杆『枪』救命的，都被『万岁』们缴了去。」

往下就管到饭桌上了。禁演花鼓；轿子被打了，农会又大涨轿工价；煮酒熬糖禁用谷米；衡山福田铺把酒价限到一个极小的数目，酒店无钱可赚，只好不煮。养猪有限额，湘乡禁喂鸡鸭，衡山洋塘每家只准喂三只，福田铺只准五只。

请客吃几碗菜，也有议决案。湘潭韶山议决客来只吃三牲——鸡、鱼、猪；衡山议决吃八碗，不准多一碗；醴陵东三区只准五碗，西三区连春客都不准请。禁止坐轿，反对穿长衣，婚丧照旧仪式要罚款，强迫妇女剪发放足，六十岁的老太太也得把脚放开。

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从前反对过农会的人求着入会而不可得，被一句「把他们入另册」吓得悬心吊胆，乡里话叫「打零」。

城里也一样。武汉的工人运动里，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轮船火车、没收分配工厂店铺，当时被写成「极平常而普遍的」；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工时自动缩到每日四小时以下。

这些都不是杀人。可一个人穿什么衣裳、坐不坐轿、家里喂几只鸡、请客上几碗菜、两口子吵一架找谁评理、能不能说一句「不」，全都不由自己了。法不是被某一道命令推翻的，是这样一天一天，从灶台边、饭桌上，被磨没的。

北伐军的兵，十个里有九个是湖南人。陈独秀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五日发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一条一条自己写下来：「军官们家里的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亲属被拘禁，一些平民被扣留和罚款；禁止运粮；强迫商人摊款；农民私分粮食，吃大户；士兵寄回家乡的小额汇款被农民没收和瓜分。」

当时的文告记得更细：「前敌军人在湘各县眷属财产，常被暴徒抢掠，甚至兵士付洋数之回家养赡，亦被农会夺去……军心极为不安」；另一份写：「将士亲属，动辄诬为豪绅杀之，将士财产，动辄指为地主收之」。

一个士兵攒了几块光洋寄回家给娘买米，钱在路上被分了；一个军官的父亲被戴上高帽子游街。前线收到的不是军报，是家信。

陈独秀在同一封电里写了后果：「这些过火行为迫使出身于中小地主阶级的军人与土豪劣绅结成反共反农民的联合战线。」「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都抱有敌意。」连纠正的口号也是他自己提的——「我们的迫切任务是要纠正『过火』行为」。

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就是在这一股怨气里转过去的。五月二十一日夜，马日事变。官方党史数据也写着：「斗争地主，其中不乏国民革命军军官家庭，于是引起军内极为不满。」

从湘潭往北，湘江进洞庭。这条水路两千多年前走过一个人——屈原。他被放逐到沅湘之间，行吟泽畔，最后自沉汨罗。后人在汨罗江边起了一座屈子祠，每年端午，龙舟下水，粽子丢进江里。一九二七年春天，湖南乡下的祠堂正在被砸，江上照旧划船。

长沙城东，马王堆的西汉墓葬里，轪侯利苍一家睡了两千一百年。一九七二年出土时，辛追夫人身上的素纱襌衣重四十九克；覆在棺上的 T 形帛画，画着天上、人间、地下三层。

湘江西岸是岳麓山。西晋泰始四年（二六八）麓山寺立；北宋开宝九年（九七六），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旧址上因袭增拓，建起岳麓书院。大中祥符八年（一〇一五），宋真宗召见山长周式，亲书「岳麓书院」匾额。

南宋干道三年（一一六七），朱熹从福建崇安专程来访主教书院的张栻，两人辩《中庸》「未发」「已发」，三日夜而不能合。赶来听讲的人骑马坐车，把门前池塘的水饮干了——「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后人把湘江边那个渡口叫作朱张渡。

清干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山长罗典在半山枫林里盖了一座红叶亭，后取杜牧「停车坐爱枫林晚」改名爱晚亭。一千八百年间，这座山从道观、佛寺，变成书院、学堂，一九二六年定名湖南大学。

唐代宗大历五年（七七〇），杜甫病死在湘江的一条船上。他晚年两度驻足长沙，寄居江阁，留下的诗有五十多首。后人在湘江边建杜甫江阁。他写长沙的那首，四句都在纸上：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李白的另一首，把长沙和江城写在一处。他被流放夜郎途中登黄鹤楼听笛，想起西汉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

「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湖南人的日子，另有一套历法。农历三月三，城乡家家煮「地菜子煮鸡蛋」——荠菜连根拔起，和鸡蛋同煮，说是祛湿消肿；立夏吃立夏羹，糯米搓丸，白糖桂花芝麻做馅，还有一句「吃了立夏羹，麻石踩成坑」；这一天家家户户用秤称人，称完在身上系根红绳。

冬至以后做腊肉腊鱼，先盐腌三至七天，晒干，再用锯木屑、花生壳、粗糠加一把大米小火慢熏，米香就进了肉里。

长沙人爱嚼槟榔。槟榔果用糖精、石灰加工成黑褐色，一颗切四瓣，涂上桂子油，朋友街上碰了面，必相邀到槟榔摊上各嚼一口。湘潭民谚说得更直白：「拜年不敢当，进屋吃槟榔。」「客人到我家，一口槟榔一杯茶。」

坡子街火宫殿的油炸豆腐，长沙人叫臭干子。清同治年间湘阴县城一家姜姓豆腐店，一缸酱腌豆腐干久置，无意间炸出了这道东西：卤水浸半月，茶油文火炸焦，浇麻油、辣酱，撒葱花。外头黑如墨、脆，里头白、嫩。长沙坊间一句歇后语：「火宫殿的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叶德辉被押走那天夜里，坡子街的摊子还没收。三月三的荠菜、立夏羹、槟榔、臭干子，这些过了几百年的规矩，往后几个月里，也要由农会议决能不能留。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国民政府决定从广州迁都武汉，十二月九日迁到。十三日的联席会议推徐谦为主席，执行最高职权，并决定联合唐生智、联络冯玉祥，开展反蒋运动。

蒋介石蹲在南昌不肯过去。他手里是总司令的兵权，不愿让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集中的武汉独大。武汉不干。一个有枪，一个有印，开春之前棋已经摆好。

三月十日至十七日，汉口二届三中全会开了八天。定都南昌的提议被否决；通过维护三大政策、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等决议，再用改变领导体制的办法，撤掉蒋介石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职务，只留他当总司令。

同一次会，还在缺席的情况下，把流亡德国的汪精卫选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主要领导职务。蒋人没到，权一项一项被削——这一切都发生在汪精卫回国之前。两头都想要那块最管用的招牌：他是孙中山遗嘱的执笔人。

三月二十一日中午十二点，上海全市总罢工，八十万人。一小时后转为武装起义，两天一夜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上海。到这时，全市纠察队两千七百人，机枪二十多挺、步枪四千余支。

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进上海。列强催他「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江浙财阀送来几百万元；黄金荣、杜月笙保证，用青红帮流氓充当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的打手。

四月一日，上海孔祥熙公馆。汪精卫刚从德国回来，行李还没安顿，客厅里茶刚斟上。蒋介石率吴稚晖、李宗仁、白崇禧等人赶到，开口两件事：赶走鲍罗廷，分党。

蒋介石说，「你切不要到武汉去，总要把共产党消灭了再讲。」

汪没有立刻接。他心里那把算盘，打的不是共产党，是自己：一去南京，就在蒋的手心里；去武汉，才有一把真正的交椅。

汪精卫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是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话一出口，屋里的空气就变了。吴稚晖说到急处，竟向比他小十多岁的汪精卫当场下跪，求他留沪领导。汪往后急退，皮鞋在楼梯上一级一级磕着，一直退到半平台：

汪精卫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三个月后，退上楼梯的这个人，会在武汉亲手分共。

四月二日，吴稚晖、张静江等八人召开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员及跨党分子谋危本党、动摇后方及卖国之行为案》。案名里「动摇后方」四个字，指的就是湖南这几个月。

四月三日，蒋、汪、吴稚晖、李济深、蔡元培等人议定四条，最要紧的是第四条：「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阴谋团体』，加以取缔。」九天之后，这一行字变成上海街头的缴械令。

四月五日清早，《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见报，白纸黑字写着「所谓国民党将驱逐共产党，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云云，均系谣言」，还要两党「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吴稚晖抓住「联共」两个字不放：「本不见条文，我们国民党之条文上，止有容纳共产党员入国民党而已。」

四月六日，汪精卫不告而别，离沪赴武汉。上海的报纸还在讲「兄弟般亲密」，人已经上了长江的船。

二十六岁的汪寿华，浙江诸暨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杜月笙以「有机密大事商议」为由请他赴宴。罗亦农劝他别去，顾顺章说要去至少带一个排的人。他一口咬定：「我过去常和青洪帮流氓打交道，不去反叫人耻笑。」

临出门，他回头嘱妻子，「不要怕。娘那边，你照应着。」

快到杜宅时，他让陪同的李泊之留在华格臬路口：「两个钟头我不出来，就是出了事，你立刻回去报告。」

他一个人进了门。迎面不是笑脸，是张啸林。「等的就是你。」话音未落，人已被捂住口鼻、打昏，装进麻袋，抬上汽车。

杜月笙从里头赶出来时，急的是另一件事：「勿要做勒我屋里厢！新房子刚刚造好，拿伊做勒我屋里厢，今后啥人还敢来上门？」

车轮碾过法租界的石子路，往沪西枫林桥去。华格臬路口，李泊之站在约好的地方，一次一次看表。汪寿华没有再走出杜公馆。

四月十二日凌晨一时，高昌庙江面军舰上升起信号。早已集合好的数百人，身着蓝色短裤，臂缠白布、袖标上一个黑「工」字，冒充工人，从法租界乘多辆汽车分散四出。从一点到五点，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十四处纠察队驻地先后被袭。

冲上来的人臂上也缠着白布，也印着「工」字，一时分不清谁打谁。纠察队员喊，「自己人！别开枪，是自己人！」

这时，事先埋伏在四周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开上来，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把工人方面的枪械一并收缴。天亮时，上海总工会会所和各区纠察队驻所都被占领。

第二天上午，宝山路。十万人的请愿队伍拉到一公里长，行至三德里附近，第二师士兵以机枪射击，现场伤亡百人以上；当日有雨。

顺长江往回看，武昌蛇山上的黄鹤楼，起点不是诗，是仗。三国吴黄武二年（二二三），孙权在黄鹄山依山筑夏口城，城西南角那座瞭望哨楼，就是黄鹤楼。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记着：「城西临大江，江南角因矶为楼，名黄鹤楼。」

到唐代，哨楼成了送别的楼。开元十六年（七二八），二十八岁的李白在这里送孟浩然去扬州：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稍早，崔颢题过一首七律，宋人严羽《沧浪诗话》推为唐人七律第一：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这几句有异文：首句另本作「昔人已乘白云去」，李白那句「碧空尽」一作「碧山尽」，「唯见」一作「惟见」。楼屡毁屡建，光绪十年（一八八四）最后一座毁于火；今天蛇山上这座，是一九八五年以同治楼为蓝本异址重建的。

汉阳月湖边另有古琴台，相传伯牙在此鼓琴，钟子期听出「巍巍乎若泰山」「洋洋乎若江河」，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武汉人把「知音」两个字留在了这座小台上。

溯江入洞庭，岳阳楼唐开元四年（七一六）中书令张说贬岳州时常与才士登临赋咏，从此出名。北宋庆历六年（一〇四六），滕子京重修，请范仲淹作记。范仲淹人没到洞庭，对着一幅《洞庭晚秋图》写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汉口的日子从一顿早饭开始。清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叶调元刻《汉口竹枝词》，写过年头三天：「三天过早异平常，一顿狼餐饭可忘。切面豆丝干线粉，鱼氽圆子滚鸡汤。」别本「鱼氽」作「鱼餐」。自注说初一、二、三不吃早饭，以吃面为便；「豆丝」是绿豆粉和米粉摊成片再切丝。

另一首更活：「小家妇女学豪门，睡到辰时醒梦魂。且慢梳头先过早，粑粑油饺一齐吞。」武汉人把吃早饭叫「过早」，正餐才叫「吃」；过中、消夜，一数能到五顿。切面、豆丝、干线粉、鱼氽圆子、滚鸡汤，后来又添了热干面、豆皮、糊汤粉、面窝。码头工人一手端碗，赶在开工前把这一天的第一顿吃完。

一九二七年春天，汉口的江汉关照样敲钟，过早的摊子照样出。国民政府就在这座城里开会，把一个人的权一项项削掉，又在四个月后把两个政府分开。

四月十八日上午九时，南京。清晨江北直鲁军的砲弹刚落过下关，礼堂里印匣搁在桌上。政府委员行就职礼，蔡元培授印，胡汉民代表受印；中央政治会议同时发表《建都南京宣言》。

蒋介石坐在主席台第五位，戎装，敛着喜色。从一月里迁都之争被削权，到这天上午，四个月。他心里清楚：印在胡汉民手里，枪还在自己手里。

新政府发出的第一道命令是「秘字第一号令」——通缉共产党首要与国民党「附共分子」一百九十七人。令文点名鲍罗廷、陈独秀、徐谦、邓演达、吴玉章、林祖涵等为罪魁。

同一天，长江上游的武汉下了另一道令，开除蒋的党籍、免去本兼各职。一个国民党，同一天里裂成两个政府，两边各执一份通缉与免职的名单。这便是「宁汉分裂」。

汪精卫四月中旬到武汉，自己把看见的讲了出来：「只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其理论与方法已完全是共产党的，而不是国民党的了。」

六月五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把「五月指示」的俄文原稿和中文译本亲手交给汪。汪把电报收下，往后一个多月没有声张——手里握着一张能让全党翻脸的纸，什么时候摊开，得拣日子。

七月十五日的会上，汪拿着这五条，一条一条数给在座的人听：下头自己没收土地、中央塞进工农领袖、改造国民党的构造、两万党员加五万工农另组新军、由国民党人出面组织特别法庭。数到第五条，他说，「这就是说，让国民党来做刽子手。」

会场上，何香凝、谢晋沉默不语；孙科、顾孟余附和；于右任、彭泽民婉转说了不同的意见。前一天夜里宋庆龄派代表到场反对，没能改动决定，当天发表声明抗议。

七月十五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正式决定「分共」。四月一日在孔祥熙公馆退上楼梯、连说「我受不了」的那个人，七月里在武汉把这四个字收回去了。从四月一日到七月十五日，一百天。

七月十六日，《汉口民国日报》还登出《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的训令》，标榜「和平分共」。

南京这座城，孙权先给了它两个名字。东汉建安十六年（二一一）他把治所迁到秣陵，次年筑石头城，取「钟阜龙盘，石城虎踞」之势。刘禹锡后来过此，写：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秦淮河南岸的乌衣巷，三国时是孙吴乌衣营，东晋成了王导、谢安两家住处。刘禹锡把六朝的兴废压进二十八字：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李白登凤凰台，写的是同一座城：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杜牧夜泊秦淮，听见隔岸的歌：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城东钟山南麓，明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朱元璋下令建孝陵，与马皇后合葬；下马坊刻着「诸司官员下马」六个字，文武官员到此必须下马步行。永乐三年（一四〇五）朱棣立「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碑文两千七百四十六字。

夫子庙旁边的江南贡院，南宋干道年间起建，明清两代是科举最大的考场之一。秦淮灯船、贡院号舍、乌衣巷，都在这几里地之内。

金陵的吃食，讲的是一只鸭。清人陈作霖《金陵物产风土志》写得明白：「杀而去其毛，生鬻诸市，谓之水晶鸭；举叉火炙，皮红不焦，谓之烧鸭；涂酱于肤，煮使味透，谓之酱鸭；而皆不及盐水鸭之为无上品也，淡而旨，肥而不浓；至冬则盐渍日久，呼为板鸭。」

袁枚定居小仓山随园，干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刻《随园食单》，记下承恩寺的大头菜「愈陈愈佳」、牛首山晓堂和尚的豆腐干、朝天宫道士的芋粉团。秦淮酒楼的面点还被称作「建康七妙」：饼薄得能映出背面文字，面条能「穿孔结带」，馄饨汤清得可注砚磨墨。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上午，就职典礼的礼堂离这些地方不远。城外砲弹刚落过下关，城里印匣刚刚授下。秦淮河的灯船，那一夜照旧点灯。

从南京沿江下行到上海，老城厢里另有一座园子。明嘉靖三十八年（一五五九），四川布政使潘允端为「豫悦老亲」动工造豫园，造园名家张南阳设计，叠出那座大假山，园名取「豫」字的平安、安泰之意。清干隆二十五年，士绅富商集资买下，交城隍庙道士管理，改名西园，成了庙园。

城隍庙一带的市集，卖梨膏糖、五香豆、桂花糖藕；本帮菜讲「浓油赤酱」，弄堂里天不亮就有叫卖声。点春堂是清道光初年福建花糖业公所，咸丰三年小刀会起义时做过城北公署。一九二七年春天，闸北的纠察队和法租界的汽车，都从这座老城边上过。

一城有一城的规矩：湖南的三月三、汉口的过早、金陵的盐水鸭、上海的梨膏糖。这些规矩不靠谁下命令，一年一年自己传下来。

把日子排开看：一月到四月，湖南的家信、监察会的呈文、陈独秀给莫斯科的电报，记的都是后方失序。农会从两百多万涨到近五百万；五十亩田、一件长褂子就能定成土豪劣绅；不问姓名戴高帽子，不经卷宗就枪决；牌、赌、烟枪、轿子、酒席几碗菜、家里喂几只鸡，一律由农会议决。北伐军士兵寄回家买米的几块光洋被分掉，军官家的老太爷被缴了烟枪。

四月二日监察会弹劾案，案名直写「动摇后方」，给清党备好了党纪；四月三日协定第四条，给缴械备好了名分；四月十二日凌晨一时高昌庙的信号，把纸上的字变成街上的行动；四月十八日秘字第一号令，把一百九十七个名字印成通缉；七月十五日，连最左的武汉也分共。

被缴械的是总工会纠察队，被列名通缉的是共产党员与跨党分子，七月里武汉分共，分掉的也是同一批人。清党不是权力斗争的副产品：后方先不认律条、先不认财产、先不认人身，才有前线军官的回头。连中共总书记自己承认要「纠正过火」，纠正的是自己人；连最左的武汉政府，最后也得分共。法度先在自己手里破了，命令才落到自己头上。

一九二七年夏天过完的时候，这个党有了两个政府、两个主席、两份互相通缉的名单。而那支被缴了枪、被通缉的力量，正悄悄退向南方，准备用另一种方式，把这盘棋重下一遍。

乱世，才刚刚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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