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乡青春行》第一章第八节〈红土就医〉，两千三百字上下，写的是一块脓包。在整本书里这一节很特别：不涉政治，没有一个坏人，没有一句控诉。刘光南、阳队长、肖医生、红土溪那位医生，都在做该做的事。而事情还是很糟。糟在哪里，作者不说，只把一趟病从头记到尾。
小队到公社卫生院「大约七八里」，第二天成了「八里」——同一个距离两个数，第二个是用脚重新量的。
再远一点：官店口「下15里、上15里」，红土溪「也是30里，但是路平一些」。两条路里程相同，差别只在坡度——疼的人不用里数算世界，用坡度算。他叫苦那句，抱怨的不是三十里，是那三十里的上坡：「我这个样子，还怎么能够下15里、上15里地走到官店口啊。」
全篇没有日期，只有疼的计数：忍受了一整夜、熬到天亮。
回到保管室，晚上才睡着，那左后颈火辣辣的疼痛，醒了，睡着，又疼醒。
「醒了，睡着」次序是反的——先醒后睡，说明那一夜不是睡着，是昏着。
到了红土溪，时间才第一次变成钟表上的数字：「我看那医院挂号处挂在墙上的钟，10点多了，赶紧挂了号，去找医生。」这是全篇最不动声色的一笔：走进有钟的房子，疼才进入可计算的世界——等十五分钟、中午下班、五天。
写得最好的是两张膏药。第二天，「还是和昨天一样」：
肖医生还是和昨天一样，在他的柜里翻出几样青不青、黄不黄的药草来，鼓捣一番，弄成一个圆药饼，找出一块白纱布，放上去，做成一张大膏药，贴在我的左后颈上。
与前一天那一段并排，几乎逐字相同，只差两处：第一次「又找出一块白纱布」，第二次「找出一块白纱布」；第一次「就成了一张大膏药」，第二次「做成一张大膏药」。少了「又」，换了「做成」，语气就成了例行公事：不再是尝试，是照着做。
重复就是判断。他不写没效，只把同一段再抄一遍，让读者看见那只柜子里只有那几样。
两套语言在这里正面碰上。肖医生的一套：「这是中了热毒，长的个脓包。这热天热事的，你们知识青年，到我们老高山，水土不服，就中了热毒了。」红土溪那位的一套：「这是感染了细菌，发炎灌脓了，没有及时诊治，旁边就是颈动脉」——后面还有败血症。
前一套把病因安在「水土」和「你们知识青年」身上，后一套安在细菌和颈动脉上。分野在第二天：包更大了，肖医生说「好，这热毒发出来了，再给你换几样草药」——把恶化读成疗程的一步。这不是谎话；只讲「毒发出来」的医学，遇到化脓只能这样解释。
也没有把他写成庸医。第三天他自己说：「唉，你这包，我是诊不好了，恐怕要请西医来开刀了。」还替病人算了一次坡度。
进了红土溪医院，叙述忽然有了秩序：挂号、缴费、皮试、注射麻药、开刀、开五天青霉素。手术台上那位医生一边动刀一边说：「你是建始那边的知青啊，隔你们建始县城也远啊，长了这脓包，诊也不容易。」刀在颈上，话在讲他的来历。这句同情是真的；它同时说明，一个人的病要紧，来历也要紧。
要说哪里松了，我指最末一句：「这疤痕，就此永远地留在我的身上了，也让我切身地体会了一把农村、特别是边远农村农民“看病难”的苦楚了。」
前面他一直克制：不评肖医生，不评那个年代，「看病难」一次没用过。到这一句，他用「也让我」把疤痕和体会连起来——一头是自己的皮肉，一头是替一群人下的结论。这不是造假，是体例：自序说过要为一代人留记录。代价是读者可以不必疼。
这是评价，不是偏好。偏好是另一句：「歪着颈子，天黑的时候，我回到了保管室。」九个字里三样东西——姿势、时间、地方；「歪着颈子」把疼全代替了。我喜欢它，正因为它没有替这一节下结论。
至于那个疤痕，大概是这一节里唯一没有被语言改写过的东西。
原作：《山乡青春行》第一章第八节〈红土就医〉；全书目录：《山乡青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