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苏」与「几个橘子」：《我的叔叔于勒》与〈背影〉里，儿子眼睛里的两个父亲
各抒己见（业州愚公）
把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1883）和朱自清的〈背影〉（1925）放在一起读，起初像是乱点鸳鸯谱：一个是法国的讽刺小说，一个是中国的抒情散文，隔了四十二年、一万公里、两种文体。但两篇里各有一个场景，结构上几乎是同一个场景的阴阳两面——一个儿子，看着一个落魄的长辈，钱从一只手递到另一只手。这一递，两篇作品各自量出了亲情的重量。
一、同一个场景，两种结局
《我的叔叔于勒》的场景在船上：若瑟夫奉母亲之命去付牡蛎钱，发现那个衣衫褴褛的卖牡蛎老人就是全家盼了多年的叔叔。他盯着「那只又老又穷苦的手」，心里默念「这是我的叔叔，爸爸的弟弟，我的叔叔」，多给了十苏小费。老人回一句「上帝保佑您，我的年轻先生」——叔叔不认得侄子，侄子不敢喊叔叔。这笔钱是在亲情断裂的前提下递出去的：它是施舍，是匿名，是这段亲情唯一被允许的流通方式。
〈背影〉的场景在车站：父亲坚持送二十岁的儿子上车，又坚持穿过铁道爬上月台去买橘子。「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儿子在车厢里看着，泪很快地流下来，赶紧拭干，「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橘子递过来时，「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这笔钱是在亲情过载的前提下递出去的：它不是买卖，是一次笨拙的、不好意思说出口的告白。
两个场景共用一套道具：一个落魄的男人，一件体面不起来的衣裳，几个不值什么钱的小东西（十苏、几个橘子），一个在旁边看着的儿子。差别只在：莫泊桑的钱救不了人也不敢相认，朱自清的橘子什么都不用说就全说了。
二、两个「不争气」的长辈，两种算法
更妙的是，两篇里的长辈都是家庭里的「欠帐人」。
于勒是字面意义上的欠帐：挥霍了家产，「他是个贼、是个流氓」；他的赎罪方式是从美洲寄信回来，承诺「赔偿父亲的损失」——注意，这家人对他的爱，是按汇率计价的。信里说发了财，他就是「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人」；船长说他在美洲流浪、还欠着亲戚的钱，他立刻变回「贼、流氓」。同一个于勒，中间没有发生任何事，身价却坐了两趟过山车。莫泊桑的刻薄在此：这家人爱的从来不是于勒，是于勒信里的那个数目。
〈背影〉的父亲也是字面意义上的欠帐人：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可是朱自清怎么写这个欠帐的父亲？——照样和脚夫讲小费（儿子还嫌他讲价难看），照样「不要紧，他们去不好」，照样把「一股脑儿」的橘子堆到儿子的大衣上。家里越是惨澹，这些动作越重。同样是欠着帐的男人，在莫泊桑笔下是家人身价的函数，在朱自清笔下是家人的债主——他把该还的都还给了儿子，还的多半不止。
三、两个「不敢」的儿子
两个儿子的反应也像得惊人，都会在关键时刻躲起来。
若瑟夫递出十苏小费，母亲骂「你是疯了」——他为这点善意付了代价，此后「再也没有见过我父亲的弟弟」。这个场景在他身上留了一辈子：多年后见到乞丐，他会给一百苏。那不是慷慨，是还债——还那十苏之外的东西。
朱自清也是躲着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八年之后，父亲一封信写「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他才「在晶莹的泪光中」第二次看见那个背影。两个儿子都是当场不敢认、事后用一生去认。区别只是：若瑟夫认下的，是一个再也见不到的人；朱自清认下的，是八年里嫌过、笑过、惭愧过的那个「聪明过分」的自己。
四、一点阅读上的判断
这两篇放在一起，最大的教益不在「外国势利、中国温情」这种偷懒的对比——莫泊桑笔下的若瑟夫同样有善意，朱自清笔下的儿子同样刻薄过。真正的差别是文体的诚实度：
莫泊桑知道，亲情在钱面前多半会输，他让它输给你看，输得明明白白；
朱自清知道，亲情也会赢，但只赢在你不看它的时候——所以他只写背影。
一个写输，一个写不经意间的赢，两个都没有说谎。若只读其中一篇，容易把亲情读成单选题：要么天塌下来也挡不住（滥情），要么一分钱一分亲情（犬儒）。对读的好处是拿到一把尺：亲情不是常量，它跟着一家人的处境涨落；要紧的不是它跌到多低，而是有没有一个人记帐——若瑟夫记了一辈子，朱自清记了八年，然后写成文章。所谓文学，常常就是这本私人帐簿的公开版。
两篇都值得趁着家里还有人催你「进去吧，里边没人」的时候重读一遍。
——业州愚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