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梦惊灭〉（站内全文）写两个知青从「高光时刻」掉进「学习班」。
第一句是全篇提要：「这“好”被飞来的横祸、历史的幽默给弄没有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是这十来年才流行的句式，用在一九七〇年的冬天上：事是五十多年前的，说话的人是现在的。
「好」是可验收的，验收权在谁手上也清楚：队长「你们的工分，可以评10分了」，公社叫去学制种，队长「去学习是出公差，记7天的工分」。所谓「好」是有单位的：十分工、七天工分。于是那句反问才落得下来：「咱已经锻炼得这么好了，要不要去谢那个王主任一下子呢？」（系列目录）
要我指一段写得好的，我指讲「打杵子」的那两百字：「整个揹篓的重量，就落在这“打杵子”上了，人就可以站着歇息一下」。好在它一句抒情都没有——整节其余地方作者都在替自己说话，只有这里他退到旁边，让一件东西自己站着。而那件东西的功能恰好是接过重量，让人站着歇一下。这算偏好，不算评价。
松的地方就在它后面：「这就是全方位地学会了使用薅锄、挖锄、揹篓、“打杵子”等系列农具……是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成果之二了。」四个「了」，一个「系列」，一个编号：前面刚把打杵子讲具体，这一句立刻把它收进总结报告第二条。若是反讽，顺手得读者分不出；若是套话，就是真松。我判后者——语速跟前后不一样，是写惯了的句子。
县革委的向国书来办「学习班」，要他交代「搞打砸抢的罪行」。他答：「我就是办报纸、写文章，我是搞的写、编、印，你叫我怎么承认？」
「你写的那些东西，都是鼓吹‘打、砸、抢’的，和你自己去‘打、砸、抢’有什么区别？」
这是个因果问题：写，算不算做。他答的是「我哪一篇文章是鼓吹‘打、砸、抢’的？」——那是举证问题。对方指不出文章，这一回合他赢了；「有什么区别」，他始终没正面答。
「写手」一词，妙也在险：它把「写」贬成手艺，于是跟「打」分开了；可手艺不需要立场，代价是他把文章交了出去——「都是按照毛主席语录、那时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社论的意思写出来的」。这区分救了他，也把作者的位置腾空了。
一九七一年夏天，他在景阳的山路上撞见向书记，退了一步：「我曾经是那个组织的成员，那个组织所犯下的错，我也要承担」；随即划回界线：「打人的账，你去找打你的人去算」。这是全篇唯一一次认下连带责任。场合值得记：一条山路，对面一个人，没有记录，也没有「升级」的威胁。认错的话出现在最不需要认错的地方，比会议室里那一整段都重。
还有个小范，只占三行。头一晚他说：「这姓向的，那年，我是真的抽过他几鞭子……我明天立马就跑路了。」第二天清早人不见了。作者说：「反正后来也没有把他怎么着，没有向书记说的“什么后果”发生」。一九七四年，小范「被推荐上了大学医专」。这是暗门：向书记的压力架在「不老实，就到县里升级」上，而小范跑了，什么后果也没有——威胁的力量不在后果，在于人相信它有后果。作者写下这事实却不往下推，这个停顿我不替他解释。
一九八二年，他在县委院子里碰到已做副部长的向书记，对方说「你这笔杆子，算变红了」。他答：「以前写‘革命无罪’，‘农业学大寨’，现在写‘发展经济’，一直都是照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话写的」。十二年了，还是那一套：意思不是我的，我只负责写。没换过，因为一直有效。所以「算变红了」他只能反驳一半：红黑都推给上面，剩下的那支笔，无论红黑都只是一支笔。
结尾在二〇二三年。他在县老干部局编照片集，在《建始县离休干部名录》上看到向国书的名字：「享受待遇」是「享副县」，备注栏里「画上了一个黑圈」——黑圈就是去世了。这个结尾好，好在它什么都不给：不安慰，不痛快，也不原谅。五十多年的恩怨落在一张表格的「备注」栏。「享副县」三个字挨着一个黑圈，谁也没压倒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