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媽廠裡貧宣隊的“好好幹”的祝願，我是做到了的，但是，可惜的是，這“好”被飛來的橫禍、歷史的幽默給弄沒有了，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我們牢記著“好好表現”的下鄉初衷，努力地去適應、去接受勞動的錘鍊，不敢有絲毫的懈怠和懶惰，我們早起晚歸，我們披星戴月，我們薅挖背挑，我們勤扒苦做，期盼著竭力爭取貧下中農的好評。
兩三個月之後，我、小劉兩個在薅草的行列裡，終於可以和隊裡的男女勞力齊頭並進了；挖洋芋的時候，也可以審地度勢，一鋤下去，就刨出洋芋果，不會傷及無辜、挖破果果了；也能揹著兩包共100斤碳酸氫銨化肥，隨著隊長們的隊伍，走在那上十五里、下十五里的路上，拄上“打杵子”，擦一把額頭的熱汗，呼出一口胸中的長氣了。這“打杵子”，是山民揹負重物時必不可缺的特型農具，是一個拿在手裡的木質支架，在樹林裡，挑選枝丫粗壯、並且與樹幹垂直的樹段製成，也有木工拼接的，但是，不如天然生成的結實，形如“丁”字，那一豎，本是樹枝，長度就是人的腿長，用來拄地，那一橫原為樹幹，長一尺有餘，用時，揹簍底部就撐在這一橫上，人的雙手伸到臀邊，扶住這一橫的兩端，整個揹簍的重量，就落在這“打杵子”上了，人就可以站著歇息一下。
這就是全方位地學會了使用薅鋤、挖鋤、揹簍、“打杵子”等系列農具，系統地掌握了薅、挖、背的農業勞動技能，徹底地根除了“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毛病，培養了吃苦耐勞的素質，是我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成果之二了。
這時候，隊長和貧下中農都異口同聲地稱讚了：“這兩個城裡知青，吃得苦，也學得快。”
隊長髮話了：“你們的工分，可以評10分了。”
大隊書記來了：“你們還不是團員，要進步啊，寫入團申請書吧。”
公社來通知說：“區裡辦了雜交包穀制種培訓班，公社決定安排你們知識青年去學習。”我們就去學習了一星期，區裡供吃供住，有肉有米，回隊後，隊長說：“去學習是出公差，記7天的工分，明年，隊裡搞制種，就靠你們了，有文化就是好啊。”
這也是我兩個在這小隊政治地位最高光的時刻。
我想起去年那知青辦王主任的話：“官店是苦一些，那正好是鍛鍊你們呀，你將來鍛鍊好了，你還要來謝我呢。”咱已經鍛鍊得這麼好了，要不要去謝那個王主任一下子呢？
這就讓我心生夢想了，就這麼“好”下去，咱就在上山下鄉的道路上贏得人生了。
可惜，好景不長啊！我的這個高光時刻、好夢心情，很快就被另一位向書記給無情粉碎了、驚醒破滅了。
竹園公社紅旗大隊是高山，這二小隊的海拔更高，10月底，就下起了第一場雪，陣陣寒風，呼嘯而過，鵝毛大雪，紛紛揚揚，只半天工夫，二棚槽就成了一片白色世界。在灶屋的火塘裡，我們用自留山上砍來的樹，燒起了熊熊的柴火，滿屋裡一片溫暖。
當我們在這保管室的火塘邊，用柴火抵禦自然寒流的時候，一場我們無法抵禦的政治寒流，從兩百餘裡外的縣城，逆襲而來。
雪後初晴，我們接到公社的通知，說是區裡要我們去開會，有了上次去學習包穀制種的經驗，我們想：這回又是去學習什麼呢？
很快，我們就知道，這一回“學習”的滋味了。
紅裝素裹的陽光，照耀著興沖沖的我走進了區革命委員會曹委員的辦公室。委員的臉板著，拉得很長，像是布著一層黑著的嚴霜：“縣裡的向書記來找你們，他在會議室，你們到向書記手裡去報到。”
我心中一驚：“那一個向書記？”
委員的臉色更加嚴峻：“縣革委辦公室的向國書書記，他說在城裡就認識你們，這回，來辦你們的學習班了。”
我就到了會議室，就看到了縣革委辦公室的向國書書記，他的臉更板、更長、更黑：“這次，我來給你們辦‘學習班’，你們要老實交代搞打砸搶的罪行。”
又是一回“向氏學習班”，和6月在城裡街道的“向氏學習班”的內容是一個口徑，而口氣更凌厲：“揭發！”“交待！”“不老實，就到縣裡升級！”
這姓向的看了我寫的“交待”，說我態度最不老實：“你們搞打砸搶，犯了那麼多的罪行，你一條也不承認？”我說：“我沒有打過人，沒有搶過槍，沒有搞武鬥，我就是辦報紙、寫文章，我是搞的寫、編、印，你叫我怎麼承認？”可是向國書書記自有他的邏輯：“怪不得人說你是黑筆桿子。你寫的那些東西，都是鼓吹‘打、砸、搶’的，和你自己去‘打、砸、搶’有什麼區別？”我也就是豁出去了，接過他的話：“怎麼沒有區別？我哪一篇文章是鼓吹‘打、砸、搶’的？我寫的那些文章，都是按照毛主席語錄、那時的《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社論的意思寫出來的，你說我是黑筆桿子，你就按黑筆桿子給我定罪，我也認了。我是寫手，不是打手，那‘打、砸、搶’，我是堅決不認的。”
向書記又說：“這回的學習，是要你們交代罪行，區裡不管你們的生活，更莫想給你們補助，你們食宿一律自理。你們必須遵守我們的規定，每天早上8點、下午2點準時來報到。如果違反了，你們自己明白會有什麼後果。”
可憐我們6位“學員”，自掏腰包，在旅社吃住了7天。
有一個知青小范，住進旅社的頭一天晚上，對我說：“這姓向的，那年，我是真的抽過他幾鞭子，現在他來辦我的學習班，等著他來報仇啊，好漢不吃眼前虧，躲得一時是一時，我明天立馬就跑路了。”第二天清早起來，就不見了蹤影，他還真是溜得聰明，反正後來也沒有把他怎麼著，沒有向書記說的“什麼後果”發生，向書記問我們：“小范跑哪兒去了？”我說：“他存了心要跑，還會告訴我們跑的地方嗎？”1974年，小范在官店順順當當，被推薦上了大學醫專。
我和這向書記，後來還有兩次邂逅，都是銘刻在記憶深處的畫面，栩栩如在昨日。
一次是一年後的1971年夏天，我從官店步行回城，走進了景陽區的地界，從雙土地的坡上走下來，山路上冤家路窄，就迎面撞上了向書記。
向書記橫在了我面前，開始盤問：“怎麼走到這條路上來了？”
我說：“沒有錢去坐車啊，只好自己走了。這路，大家都走得啊，你不也是走到這路上了嗎？”
他說：“我家就在景陽，回家就走這一條路。”
我對他也沒有好聲氣：“原來是回家呀，我還以為向書記您又下鄉來辦什麼人的學習班呢。”
向書記也沒有忘記學習班的事：“去年，就是你的態度最不好，你還是不承認搞‘打、砸、搶’啊？你還真是嘴硬啊！”
我自然還是不肯屈服：“我沒有‘打、砸、搶’，任何時候，都不會承認，去年你窮追猛打，拿了上面的上方寶劍想把我屈打成招，我是不會讓你達到目的的，整理我們這些知青，這是你的職責，這我也理解，但你總得實事求是吧，現在，你做你的官，我掙我的工分，你管不著我，咱們兩不相干。”
向書記堅持興師問罪：“你們搞了那麼多的‘打、砸、搶’，我就被打過，你就沒有一點認識？”
我聲明自己無罪：“有人‘打、砸、搶’，不等於裡面所有人都‘打、砸、搶’，我曾經是那個組織的成員，那個組織所犯下的錯，我也要承擔，如果我說我是反對他們打人的，你肯定不會相信，你不相信，那是你的執念和權力，打人的賬，你去找打你的人去算，你找不到我的頭上，我沒有做過的事 ，我不會承認，這是我的底線。”
向書記還是滿臉的強硬：“你這態度，一輩子也莫想抽出來。”
又十年後，1982年，我在師專畢業，分配在縣師範工作了，臨時抽到縣委會，寫縣三級幹部會議的先進模範材料，在院子裡碰到了這向書記，他其時的職位是副部長。
向副部長見了我，一臉的戒備和不屑：“你憑什麼來這裡，幹什麼來了？”
我遞給他一疊材料，順帶著刺了他一句：“託恢復高考的福，我考上了師專，這輩子總算是抽出來了，畢業了分在師範，現在是寫這個來了。”
向副部長接過去，看著上面的標題：“種好茶葉，發展經濟”，寫的是一個種茶葉的農民，他瞪著眼、草草地翻了一下，臉上擠出了一絲笑容，說：“你這筆桿子，算變紅了。”
我揚了揚手上的材料，說：“我這筆桿子，以前寫‘革命無罪’，‘農業學大寨’，現在寫‘發展經濟’，一直都是照著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話寫的。”言外之意，還是聲明：咱這筆，從來沒有黑過，一直都是紅的。
2023年，我在縣老幹局，為老幹局編輯照片集《廣潤河畔夕陽紅》，在辦公室外牆上的《建始縣離休幹部名錄》的表格上，看到了向國書的名字，那上面說，“離退休單位及原職務”是“景陽區人大聯絡主任”，“享受待遇”是“享副縣”，表格上的備註欄畫上了一個黑圈，老幹局的人說，這黑圈就是去世了。
7天之後，我、小劉灰溜溜地回到了小隊，工分就莫想記了，大隊書記再也不提入團的那話兒了，更有風言風語在貧下中農之間傳說開來，馮二哥滿懷憐憫地向我們透露：“上邊說，你們都是縣裡叫你們來改造的，以後就莫想回城裡去了……”聽著這話，我估計，“上邊說”的還不知道有多少，我想起了那知青辦的王主任，這就真是王主任們的本意啊。
這幾個月的滴滴汗水，付之東流，辛勤勞作換得的貧下中農好評，就此化為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