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妈厂里贫宣队的“好好干”的祝愿，我是做到了的，但是，可惜的是，这“好”被飞来的横祸、历史的幽默给弄没有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我们牢记着“好好表现”的下乡初衷，努力地去适应、去接受劳动的锤炼，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懒惰，我们早起晚归，我们披星戴月，我们薅挖背挑，我们勤扒苦做，期盼着竭力争取贫下中农的好评。
两三个月之后，我、小刘两个在薅草的行列里，终于可以和队里的男女劳力齐头并进了；挖洋芋的时候，也可以审地度势，一锄下去，就刨出洋芋果，不会伤及无辜、挖破果果了；也能揹着两包共100斤碳酸氢铵化肥，随着队长们的队伍，走在那上十五里、下十五里的路上，拄上“打杵子”，擦一把额头的热汗，呼出一口胸中的长气了。这“打杵子”，是山民揹负重物时必不可缺的特型农具，是一个拿在手里的木质支架，在树林里，挑选枝丫粗壮、并且与树干垂直的树段制成，也有木工拼接的，但是，不如天然生成的结实，形如“丁”字，那一竖，本是树枝，长度就是人的腿长，用来拄地，那一横原为树干，长一尺有余，用时，揹篓底部就撑在这一横上，人的双手伸到臀边，扶住这一横的两端，整个揹篓的重量，就落在这“打杵子”上了，人就可以站着歇息一下。
这就是全方位地学会了使用薅锄、挖锄、揹篓、“打杵子”等系列农具，系统地掌握了薅、挖、背的农业劳动技能，彻底地根除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毛病，培养了吃苦耐劳的素质，是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成果之二了。
这时候，队长和贫下中农都异口同声地称赞了：“这两个城里知青，吃得苦，也学得快。”
队长发话了：“你们的工分，可以评10分了。”
大队书记来了：“你们还不是团员，要进步啊，写入团申请书吧。”
公社来通知说：“区里办了杂交包谷制种培训班，公社决定安排你们知识青年去学习。”我们就去学习了一星期，区里供吃供住，有肉有米，回队后，队长说：“去学习是出公差，记7天的工分，明年，队里搞制种，就靠你们了，有文化就是好啊。”
这也是我两个在这小队政治地位最高光的时刻。
我想起去年那知青办王主任的话：“官店是苦一些，那正好是锻炼你们呀，你将来锻炼好了，你还要来谢我呢。”咱已经锻炼得这么好了，要不要去谢那个王主任一下子呢？
这就让我心生梦想了，就这么“好”下去，咱就在上山下乡的道路上赢得人生了。
可惜，好景不长啊！我的这个高光时刻、好梦心情，很快就被另一位向书记给无情粉碎了、惊醒破灭了。
竹园公社红旗大队是高山，这二小队的海拔更高，10月底，就下起了第一场雪，阵阵寒风，呼啸而过，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只半天工夫，二棚槽就成了一片白色世界。在灶屋的火塘里，我们用自留山上砍来的树，烧起了熊熊的柴火，满屋里一片温暖。
当我们在这保管室的火塘边，用柴火抵御自然寒流的时候，一场我们无法抵御的政治寒流，从两百余里外的县城，逆袭而来。
雪后初晴，我们接到公社的通知，说是区里要我们去开会，有了上次去学习包谷制种的经验，我们想：这回又是去学习什么呢？
很快，我们就知道，这一回“学习”的滋味了。
红装素裹的阳光，照耀着兴冲冲的我走进了区革命委员会曹委员的办公室。委员的脸板着，拉得很长，像是布着一层黑着的严霜：“县里的向书记来找你们，他在会议室，你们到向书记手里去报到。”
我心中一惊：“那一个向书记？”
委员的脸色更加严峻：“县革委办公室的向国书书记，他说在城里就认识你们，这回，来办你们的学习班了。”
我就到了会议室，就看到了县革委办公室的向国书书记，他的脸更板、更长、更黑：“这次，我来给你们办‘学习班’，你们要老实交代搞打砸抢的罪行。”
又是一回“向氏学习班”，和6月在城里街道的“向氏学习班”的内容是一个口径，而口气更凌厉：“揭发！”“交待！”“不老实，就到县里升级！”
这姓向的看了我写的“交待”，说我态度最不老实：“你们搞打砸抢，犯了那么多的罪行，你一条也不承认？”我说：“我没有打过人，没有抢过枪，没有搞武斗，我就是办报纸、写文章，我是搞的写、编、印，你叫我怎么承认？”可是向国书书记自有他的逻辑：“怪不得人说你是黑笔杆子。你写的那些东西，都是鼓吹‘打、砸、抢’的，和你自己去‘打、砸、抢’有什么区别？”我也就是豁出去了，接过他的话：“怎么没有区别？我哪一篇文章是鼓吹‘打、砸、抢’的？我写的那些文章，都是按照毛主席语录、那时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社论的意思写出来的，你说我是黑笔杆子，你就按黑笔杆子给我定罪，我也认了。我是写手，不是打手，那‘打、砸、抢’，我是坚决不认的。”
向书记又说：“这回的学习，是要你们交代罪行，区里不管你们的生活，更莫想给你们补助，你们食宿一律自理。你们必须遵守我们的规定，每天早上8点、下午2点准时来报到。如果违反了，你们自己明白会有什么后果。”
可怜我们6位“学员”，自掏腰包，在旅社吃住了7天。
有一个知青小范，住进旅社的头一天晚上，对我说：“这姓向的，那年，我是真的抽过他几鞭子，现在他来办我的学习班，等着他来报仇啊，好汉不吃眼前亏，躲得一时是一时，我明天立马就跑路了。”第二天清早起来，就不见了踪影，他还真是溜得聪明，反正后来也没有把他怎么着，没有向书记说的“什么后果”发生，向书记问我们：“小范跑哪儿去了？”我说：“他存了心要跑，还会告诉我们跑的地方吗？”1974年，小范在官店顺顺当当，被推荐上了大学医专。
我和这向书记，后来还有两次邂逅，都是铭刻在记忆深处的画面，栩栩如在昨日。
一次是一年后的1971年夏天，我从官店步行回城，走进了景阳区的地界，从双土地的坡上走下来，山路上冤家路窄，就迎面撞上了向书记。
向书记横在了我面前，开始盘问：“怎么走到这条路上来了？”
我说：“没有钱去坐车啊，只好自己走了。这路，大家都走得啊，你不也是走到这路上了吗？”
他说：“我家就在景阳，回家就走这一条路。”
我对他也没有好声气：“原来是回家呀，我还以为向书记您又下乡来办什么人的学习班呢。”
向书记也没有忘记学习班的事：“去年，就是你的态度最不好，你还是不承认搞‘打、砸、抢’啊？你还真是嘴硬啊！”
我自然还是不肯屈服：“我没有‘打、砸、抢’，任何时候，都不会承认，去年你穷追猛打，拿了上面的上方宝剑想把我屈打成招，我是不会让你达到目的的，整理我们这些知青，这是你的职责，这我也理解，但你总得实事求是吧，现在，你做你的官，我挣我的工分，你管不着我，咱们两不相干。”
向书记坚持兴师问罪：“你们搞了那么多的‘打、砸、抢’，我就被打过，你就没有一点认识？”
我声明自己无罪：“有人‘打、砸、抢’，不等于里面所有人都‘打、砸、抢’，我曾经是那个组织的成员，那个组织所犯下的错，我也要承担，如果我说我是反对他们打人的，你肯定不会相信，你不相信，那是你的执念和权力，打人的账，你去找打你的人去算，你找不到我的头上，我没有做过的事 ，我不会承认，这是我的底线。”
向书记还是满脸的强硬：“你这态度，一辈子也莫想抽出来。”
又十年后，1982年，我在师专毕业，分配在县师范工作了，临时抽到县委会，写县三级干部会议的先进模范材料，在院子里碰到了这向书记，他其时的职位是副部长。
向副部长见了我，一脸的戒备和不屑：“你凭什么来这里，干什么来了？”
我递给他一叠材料，顺带着刺了他一句：“托恢复高考的福，我考上了师专，这辈子总算是抽出来了，毕业了分在师范，现在是写这个来了。”
向副部长接过去，看着上面的标题：“种好茶叶，发展经济”，写的是一个种茶叶的农民，他瞪着眼、草草地翻了一下，脸上挤出了一丝笑容，说：“你这笔杆子，算变红了。”
我扬了扬手上的材料，说：“我这笔杆子，以前写‘革命无罪’，‘农业学大寨’，现在写‘发展经济’，一直都是照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话写的。”言外之意，还是声明：咱这笔，从来没有黑过，一直都是红的。
2023年，我在县老干局，为老干局编辑照片集《广润河畔夕阳红》，在办公室外墙上的《建始县离休干部名录》的表格上，看到了向国书的名字，那上面说，“离退休单位及原职务”是“景阳区人大联络主任”，“享受待遇”是“享副县”，表格上的备注栏画上了一个黑圈，老干局的人说，这黑圈就是去世了。
7天之后，我、小刘灰溜溜地回到了小队，工分就莫想记了，大队书记再也不提入团的那话儿了，更有风言风语在贫下中农之间传说开来，冯二哥满怀怜悯地向我们透露：“上边说，你们都是县里叫你们来改造的，以后就莫想回城里去了……”听着这话，我估计，“上边说”的还不知道有多少，我想起了那知青办的王主任，这就真是王主任们的本意啊。
这几个月的滴滴汗水，付之东流，辛勤劳作换得的贫下中农好评，就此化为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