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边说”的，在这年年底，达到了极致。
年底的时候，传来了“三三零”即长江葛洲坝大坝工程上马的消息，队里要抽两个劳力去作民工，我和小刘都觉得，自从区里的学习班回来，在这二棚槽就已经是声名狼藉了，找一个机会离开，到别处去碰碰运气、再创人生吧，很积极主动地跟队长说：“让我们去吧。”阳队长正为派不出人在伤脑筋，队里的人都不愿意出远门呀！听我们一申请，马上就答应了，报告到大队和公社，都批准了。上面说，过了阴历年，正月间在区里集中出发。
我们在队里等到办完年终结算，我这半年挣了2100多工分，队里的分值是一个工分值一分三厘钱，算下来，半年挣了28元多，所分的洋芋要扣除23元，就剩下5元了。算完这工分帐，就是腊月中旬了，我们把保管室的炊具用具农具，都送了人(幸亏不是卖)，卷起铺盖，收拾木箱，请了两位贫下中农揹着，心里想着，这就离开二棚槽，到外面去闯江湖了。
在这寒冬的日子，从竹园公社走到官店，是最能体验山地垂直气候的特色了。
腊月的二棚槽和竹园坝，冰天雪地，漫山皆白，树枝上包裹着一层冰淞，宛如玉树琼枝，踏着雪路，走过公社社部，就开始下坡，就是下向二高山了；山上和脚下的雪，渐渐地减少，走到“乔麻子”，雪就没有了，看来，这“乔麻子”是高山和二高山的分界点，山路化了冻，变得泥泞，望着对面官店的那一面山坡，一条分明的白线，横亘在那山的峰头之下，这就是“雪线”，高山和二高山的分界线；走完了泥泞，路变得干燥的时候，就是到了低山了，空气变得温和，路边树林中就有了常绿乔木的青枝绿叶了，到了伍家河边，还可以看到田里青青的麦苗。走过那河上的风雨桥，开始上坡，眼前的景色，从低山到二高山到高山，逆向重演，上到半坡，回望对面竹园那山峰，一条分明的雪线，在“乔麻子”的那个高度，横亘而过，雪线以上，是白雪覆盖与云雾缭绕的世界。
上了官店街，又到了白雪世界，我们找了一个熟人家，寄下铺盖木箱，说好过年后就来取。做好这些，我们就买了客车票，回县城，心里想着，过完年，就直奔三三零去也。
在城里的街上，碰到了熊鼎三，他说，他也报了名去三三零，我说：“好啊，那我们就一块儿离开那个官店、为国家大工程去效力了。”
但是，这念想，很快就破灭了。
那年正月，县里召开了五级干部会议，一直开到小队长那一级，阳队长到城里来了。我妈请他来家，招待吃饭，表示感谢：“我儿子说，队长很是照看他们，还在队长家住了一个月，这回，还让他们到三三零去，真是谢谢队长了！”队长说：“那是我们的责任，不用谢了。我还正要跟你们说呢，到三三零的事，区里没有批准。”我急了，忙问：“为什么呢？”队长说原因：“听说是区里的一个委员说了，那么重要的国家大工程，让这两个才办了学习班的人去，不放心，他两个在那里搞破坏，怎么办？我们都负不起这个责任！区里这么说了，公社大队里已经另外派了人，我看你们还是只有回队里了。”
我心里，这个冤啊、憋屈啊！咱这么皈依佛法、勤爬苦做、人畜无害，家国情怀，您还惦记牵挂着要防止咱去“搞破坏”，俺和你素不相识从无纠葛，往日无怨近日无仇，您怎么就这样和俺过不去呢？这委员的心胸，未免也太深谋远虑、酷烈无情了啊，是不是有委员说过这话，我也只是听阳队长转述，算是一面之词，无从去考证，但是这“只有回队”的结果摆在眼前，已经是不可改变、必须承受的现实了，无可奈何，还是只有转过头来，恳求队长派了两个劳力，帮我们从官店背了铺盖木箱，再走归队路，重返保管室，收回那送出去的炊具用具农具，开伙做饭过日子，上坡出工挣工分。
过了半年，刘光南的爸妈，也被街道上弄下乡了，在高坪区，他就转到他爸妈一起去了，这二棚槽，只有我一个人了。
我一个人住在这偌大的保管室，白天到也罢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就难挨了。那保管室前后左右都望不到人家，白日里茂密葱茏青秀的山林，在闪烁的点点星光下，变成了诡异难测的魔影，神秘恐怖的气氛笼罩着暗夜里的峡谷；贫下中农讲过，打这保管室地坪的时候，曾经挖出来一座坟墓，又讲过，门前的溪沟里，有一年发山洪，曾经冲下来一个死人，我想起这些，更觉得这狭槽中鬼气森森；保管室里储有粮食，有粮食就有老鼠，那老鼠吱吱的叫声，在这万籁俱寂的深夜山谷，听到耳中，特别地瘆人、惊憟。我不是一个胆大的人，神经不够坚强，孤零零地躺在这空旷的大屋里的床上，黑暗中难以入睡，就不敢熄灯，煤油灯一直点着，孤灯如豆，夜色如漆，好不容易迷糊了一会儿，又被窗外的山林中传来的一声声苦哦雀鸟儿的苦啊苦啊的哀鸣惊醒，在恐惧中巴望着半夜鸡叫，这也是一种迷信的心理在起作用，贫下中农说，鸡是镇邪的呀，鸡鸣以后，才敢吹灯睡觉，一个月下来，煤油都要燃掉好几斤。
这么坚持了几个月，我这脆弱的神经，再也绷不下去了，我到公社去申请，说：“让我换个队吧，再这么在这二棚槽的保管室住下去，吓也要吓死了！”
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报纸上登出了“9.13事件”，看到这条“林彪反党叛国、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新闻，我这幼稚的政治头脑，十分地不理解，当年宣传得无比忠诚可靠的“副统帅”怎么会是这样的呢？我不由得想起了奶奶1968年过年时候，火盆边的闲谈，“毛主席旁边的这个人，鹰鼻鹞眼，是个奸臣像。”这不识字的老人的预言，竟然是应验了，民间的智慧，竟然是如此准确地符合了政治的风云、历史的走向。但是，我这样的小知青，已经不需要、也轮不着、更没有热情，去关心这样的国家大事了。眼下，我最操心的，是得去想办法，怎么才能离开这二棚槽。
本节附录：十年后的我，进入县师范学校工作，到这个公社学校去招收函授老师，重访了二棚槽，记日记如下——
1981年9月16日，晴。
欲寻旧路访遗迹，山水依然，物人已非。那个地方曾经的坎坷与平坦，苦难与趣味，今天，都会变成诗意的怀念和沧桑的感喟。
8点50分，入王家坪。山，还是那样的山，小溪流水，还是那么清亮地涓涓而流，树，不是当年的树了，路，修得宽了，路边，多了几栋新的木架子屋。
沿溪而上，至阳队长家，他极为热情地招待我吃早饭。问候，讲述十年的变迁。
红旗二队已经没有了，分成了两个组，阳队长自然不是队长了，他遭遇了更大的不幸，患上了肝硬化的病症，面色枯黄憔悴，他的妻子，老了，瘦了，他的房子，依旧如昔，他的招上门的女婿，在对面山坡上搭起了一个新的木屋架子，“现在还没有木材来装。”他的女儿春枝说，这农家的少妇，那保留着的一丝儿清脆嗓音，显出的一对儿丰满胸脯，还可以依稀看出当年的“队花”的影子，但那额上的皱纹，身上的灰尘，蓬乱的头发，干枯的嘴唇，都在述说，花儿已经在劳作的岁月里枯萎。
队长还说：“现在，政策放开了，准许私人种药材卖了，我们这老高山，成了种黄连的好地方，家家户户都有黄连棚，二棚槽成百棚槽了！我和女婿，在对面的半坡上，培植了五架黄连棚，将来，就靠这黄连发财了。”
看着阳队长满脸的病容，我心里为他哀伤：这个样子，怕是撑不了多久了。
吃过饭，告辞了队长一家，往上走，去看我的保管室的屋场。
我的屋场，已经消失了。
木架子的房屋已经拆掉，屋基地变成了责任田，也不知道是属于谁家的，眼下种着的是包谷，一人多高，青枝绿叶，扬花挂托，谷风吹来，簌簌作响，绕着这地，转了一圈，依稀回忆，那个位置是仓库，那个位置是堂屋，那个位置是卧室，那个位置是厨房，现在的人，走过这儿，谁会知道，十年前，曾经有两个县城的青年人，在这里度过了他们一年多的蹉跎岁月呢？
再上行百米，来到冯家屋场。就看到冯二哥家崭新的厢房，冯二哥翻身了。
他的“亮架架”的厢房，已经装成了崭新的杉木板房，他的两个儿子，长成了强壮的青年，眉儿三年前娶了媳妇，已经生出两个孙儿；三个女儿，都长大了，小女儿12岁，已经在料理家务，两个大女儿，继承了母亲的脸盘和父亲的高度，更是出落得亭亭玉立，眉眼生波，红润的腮边，透出青春的光泽，就像是我刚才在山路边看见的野棉花，开出了红艳娇娜的花朵，在习习谷风中摇曳，给这寂寞幽静的深山，添出一抹悦目的绚丽。 野棉花能够年年开放，这些勤劳的农家女儿，青春又能有多久呢？看看春枝，就知道了。
我问冯二哥：“你的账呢？什么时候还完的？”
他笑：“生产队撤销的那年，才全部还完。现在，队也拆了，田也分了，我们都自种自吃，也允许我们自己开荒种药材了，我就在自留山里种了5棚。”
我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你的资本主义尾巴，越来越粗了。”
冯二哥说：“如果现在的政策，保持五年，那我们二棚槽，就会变成金盆槽了，那黄连棚就是金盆盆啊，半分田的黄连棚，可以收二十多斤干货，可以卖五百多块。相当于卖五头大肥猪呢！”
我祝福他：“五年以后，你们的麻脑壳，就要用麻口袋来装了。”
晚上，宿于冯其眉的新厢房，我想起了十年前，我到二棚槽的第一个夜晚，是睡在阳队长的新厢房。
9月17日，晴。
在林中的鸟鸣声里醒来，吃过了冯二哥的鸡蛋面条，向他一家人告辞，说要回去了。
沿溪而下，清晨的朝雾，弥漫在静静的山谷，我的回忆，也留在这谷中，如烟如雾，在这里，我留下过自己青春的足迹，我知道，山不会记得，我那薅草的锄，树不会记得，我那砍柴的刀，溪不会记得，我那挑水的桶，路不会记得，我那歇肩的杵，但我却记得，那些肩负脚揹篓、足踏稻草鞋的汉子，那些头缠白布帕、身着补巴衣的女人，那些像野棉花一样绽放青春的姑娘，他们诞生在这一片寂静的土地上，走着自己生命的历程，他们都有着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追求，我曾经在他们中间生活，今天我去看望他们，新的政策带给了他们新的希望，他们有着他们的苦与乐，我也有我自己的苦与乐，这就是芸芸众生的人生么?
8点27分，走出王家坪。太阳已经从前面的山峰升起，给这山中的谷地，洒上一层金色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