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我的哀告感动了公社的怜悯，也许是我的求助唤起了领导的责任，公社准许了我的调队申请，管知青的公社副主任说：“你想换到哪个队去呢？是我们给你安排，还是你自己去找？”我赶紧说： “不给领导添麻烦了，我已经找好了。”那副主任有些惊讶：“你找好了？是哪个队？”我答：“是红星六队，那队里的杨队长说了，只要公社同意，他们就收。”那副主任问：“你是怎么找到他们的？”我答：“是在公社修水电站的时候。”
那时，公社正在修水电站，每个小队都要抽一个劳力去，贫下中农称为“出公差”，我想，那保管室的夜晚，太难熬了，就去出这份公差吧，就上了这电站工地。虽然劳动的强度大大增加，但是住的是集体大寝室，晚上可以安睡，我就觉得是大大的改善了。
在这工地的大寝室里，早头夜晚，少不得和我旁边的邻铺，说上几句，那邻铺说自己姓杨，叫杨万兴，是红星大队六小队的会计，我说那是低山啊，他说是的，我说，我正宗的爷爷也姓杨呢，他说，那我们是一家人了，有空接你去玩吧。有一回工地放了天假，我就跟着他去了。
他家的屋场，在半坡上，构造也是“撮箕口”的吊脚楼。
杨万兴说:“这屋场，是我和我老弟的，一人一半。”
接着就介绍他的弟弟：“这是我老弟，叫杨万国，在当这小队的队长。”
我打趣说：“好啊，你们两兄弟，一个队长，一个会计，这生产队，就是你们杨家的天下了。”
我又称赞：“你们这低山气候好啊，不像我那个二棚槽，这才十月间，就下雪了。”
杨万兴笑道：“你说我们这地方好，就转到我们队里来吧。”
我一听，这正中下怀啊，自己不正是为了摆脱那恐怖的夜晚才到电站工地的吗？现在有这么一个地方肯接纳自己，真是要瞌睡了从天上掉下来个枕头，我欣喜之后，有些疑虑：“那当然好了，能行吗？”。
杨万兴又笑：“怎么不行？你不是说，这队里是杨家的天下吗？你也算是杨家的人呢。”
他那当队长的弟弟对我这已经改了姓的“杨家人”也很照看，安排得更具体：“我家就三口人，儿子还在读小学，我的厢房已经装好了，我住在厢房里，灶屋里边的住房是空着的，现成的床，你就住那屋，吃饭嘛，就在我家搭伙，不就行了？”。
这下边都说好了，我就到公社去，向管知青的副主任提出了申请，他最后同意了：“既然红星六队答应了，那你就去吧。”
我回来跟阳队长讲：“我一个人不敢在保管室住了，调了一个队。”阳队长问：“是哪个队？”我说：“是红星六队。” 阳队长也不大好挽留，说：“低山是比我们这老高山好，那你就去吧。”
红星六队的杨队长，来到我二棚槽的保管室，帮着揹走我的铺盖木箱，我背了那些能带走的农具用具，不能带走的大部分炊具，例如那口大铁锅，就送人了。
我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了我的第一个小队。其时是1972年春。
时至今日，我也没有弄明白，那杨家兄弟为什么会如此胸怀博大、主动热情地接纳其时穷困无依的我，把这么一个弱势的知青弄到小队里来，实在是看不到对小队集体、对杨家兄弟个人有什么好处，难道就是因为我和杨家老大在工地上结下的邻铺之谊？或者是我自称爷爷也姓杨的同宗之义？我只能在内心深处感念，这杨家兄弟的淳朴和厚道了。
我住在杨万国队长家的新生活，就此开始。
我和杨队长一家三口，相处很是融洽，在他家搭伙吃饭，自己不用弄饭了，白天出工，晚上，在厨房的里屋睡觉，终于摆脱了那恐惧的长夜了。
不仅是生活条件得到改善，还有政治待遇的提高。这杨队长已经把我视为他们“杨家”的自家人了，说道：“以后，上面来招工、考学，这生产队的鉴定，你自己写，我们盖章，这队里，就是我们兄弟说了算。”我之所以这么费尽心思地想着要转一个队，不也正是图的这一句话吗？话说到了这份儿上，我在心理上就真有了获得解放的感觉了。“好好表现”的压力彻底消失，说话做事，再无顾忌了。
那年冬天的日子，晚上在杨队长的火塘里烤火聊天，天南地北，没遮没拦，杨队长给我讲了许多的带着“黄色”的话题。
杨队长说了一首民谣：
“从上看到下，
上下一般大。
嘴大阴门叉，
腰高是吊胯。”
接着解释：“看女人的脸，就可以推想到她的下边，女人的嘴巴大了，下边的那个的口子就也大，就像大门一样敞开；身腰高了，那口子就朝着地下了，就叫吊胯。这是不好的。”
我说：“这有什么不好呀？”
杨队长没法细说了：“这个，这个不好，等你以后结婚了就知道了。”
队长的妻子在旁边也笑：“你好的不说，说这些日古子话，把知识青年都教坏了。”
杨队长说：“我这是在教他怎么去看人呀，他以后说亲的时候用得着的。”
杨队长继续给我传授这“说亲的时候用得着的”的知识：
“红脸水滴滴，
黄脸干叽叽，
三个红脸儿，
赶不上一个翻嘴皮。”
队长的妻子对号入座了：“你，你怎么说到我的头上了？”
我看了队长的妻子一眼，当真就是一个红颜厚唇、身材苗条的容貌，也就是时下电视上常说的“性感”美人了。
队长的妻子脸更红了：“不听你的这些丑话了！” 站起身来，回厢房去了。
没有了妻子在旁边，队长的“说亲的时候用得着的”知识就更直露了，到了“黄色民谣”的高度了，又说了一首“五句子歌”：
“天上下雨地下稀，
姐在房中洗麻屄，
昨天流的是清水，
今早流的像淘米，
都是情哥哥来搞的。”
此后30余年，这样的“五句子歌”可以公开了，2009年11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建始民歌欣赏》（谭德富、严奉江、荣先祥主编）里，也出现了有“屄”的两首，录之如下：
姐儿坐在板子溪，
一打豆腐二卖屄，
下得三天连阴雨，
豆腐长霉屄长蛆，
鬼都没有上门的。
姐儿坐在半山岩，
捡个石头胯里挨，
人家问你挨什么，
人背时来屄作怪，
大天白日痒起来。
在那些温暖的冬夜里，杨队长还给我说了许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与性有关的民间谚语，如：“上为嘴巴，下为鸡巴，人一辈子，就为两巴。” “吃了人的嘴软，拿了人的手软，睡了人的耳软，日了人的浑身软。”还有歇后语：“天亮的鸡巴，日不死人了。”这意思就是没有后劲了，和成语“强弩之末”相近。
杨队长的这个 “再教育”，真是让我知识大开，有几处不大明白，就问：“怎么水直滴、像淘米呀，又怎么浑身软啊？”
杨队长不再解释了，说：“你结婚了就知道了。”
杨队长的性教育，形式还多样化。
有一回，在田里歇稍的时候，他说：“我说个谜语你猜。”
我说：“我最会猜谜了，城里文化馆过年搞猜灯谜，我年年都去得过奖的。”
杨队长：“我这谜，你一定是猜不着的。你听好了：一头有毛一头光，拿在手里硬挷挷，找个肉洞塞进去，出来头上冒白浆。猜人们做的一件事情。”
我想了一下，说：“这好猜呀，是刷牙。”
杨队长哈哈大笑：“没猜着，没猜着。”
我说：“不是刷牙，是什么呢？”
旁边一个贫下中农揭开谜底：“就是和女人干那事儿呀。”
周围的贫下中农，也都哈哈大笑了。田里头充满了一种快活的空气。
还有一回，队里死了一个三十几岁的人，杨队长白天带着众人去埋了人，晚上回来，和我说：“这人是害色痨死的。”
我问：“什么是色痨呀？”
杨队长说：“就是好色得的痨病呀，他偷了人家的老婆，被那家的男人在床上捉住了，那个男人也不打他，也不骂他，提了一桶冷水，从头到脚，淋到他头上，又逼着他，喝了一瓢凉水，他就得了色痨了。”
杨队长这些有关“性”的说法，既无典籍可考，也无事例可证，没有什么科学性的，更没有思想意义，纯粹就是民间流传的“黄色”荤话、少儿不宜。我在这样的“性教育”之下，也难免有一点点意马心猿，我想，如果上面知道了我竟然接受了这样的“贫下中农再教育”，一定会大失所望的。
杨队长的谚语，也不全在性教育方面，我记得他教我看天气的谚语，“先毛不雨，后毛不晴”、“早雨暗砍柴，暗雨打草鞋”，前一句的“毛”是“毛毛雨”，后一句的“暗”是方言词，是“迟”的意思，“鞋”读成方音，是“hai”,和“柴”押韵，很有乡土色彩的。
我思想上没有了“好好表现”的压力，在行动上表现得更好，那队里的重活、累活，我是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有一次，分洋芋，队里那个力气最大的青年，姓柳，分了230斤，一揹篓背了，队里的青年人都去试，能不能背得起来，在保管室的场坝里，转个两三圈。杨队长对我说：“你也去试试。”我上去了，咬着牙，居然也走了两圈，杨队长褒奖道：“你算是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