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所长在开展所内建设的同时，当然也没有忘记食品所的本职工作。
其时，国家在农村实行生猪派购政策，这个政策，它的具体实施者，就是食品所，我在此后一年的工作中，实际地瞭解和认识了这一项政策。
县里，也就是农民口中的“上面政府”，向各公社下达收购生猪的任务指标，公社就向大队、小队逐层分解，派定每一个小队要交售生猪的数量，简称之为“任务猪”，规定 “任务猪”的级别，毛重160斤以上为一级，140斤为二级，120斤为三级，收购价格，每斤在0.52至0.45元之间。
小队又把这“任务猪”，分配到社员家中去喂，由小队支付饲料粮和工分，我后来在访查中，问过这个数量，一般是小队自定为300斤粮食、500个工分，售后所得款归于小队，小队把这种管理方式叫做“公猪私养”，这里的“公”，是“公私”之公，不是“公母”之公；这个小队“公猪私养”的方式，在日益深入开展的“农业学大寨，大批资本主义”的运动中，受到了上级的质疑与否定，我曾经听到一位大队书记这样说：“私人喂猪喂多了，就是资本主义法权，所以，我们把私人喂的母猪，都收归了集体，还有私人喂的羊子，也收了。”于是，很多小队顺应时势，就办起了集体养猪场，来喂“任务猪”。
公社为了完成这个派购任务，还制出了一项规定：小队必须完成派购数目后，社员才可以宰杀自家喂养的年猪。
事实上，一头120斤的“任务猪”，按照收购价，是54元，可是小队付出的成本，已经超过这54元了，再加上农民养猪所付出的劳力，也不止500个工分的价值，从经济学的观点看，相当于国家对农民的一种变相的赋税，如果说得凌厉些，就叫做“城市对农村的一种剥夺”了。
也可以说，生猪的派购，它是食品所赖以生存的国家政策基础，正如粮食的统购统销，是粮管所赖以生存的国家政策基础一样，它们都是计划经济政策与生产力水平限制的产物，所以，到了改革的八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生猪、粮食产业的发展，国家取消了这两项政策，食品所、粮管所这两个官商单位，就随之消亡了。
郭所长就说了：“我们上半年，一方面是起屋搞建设，另一方面，还要下乡，到生产队去，落实派购任务、检查任务猪的饲养情况。”
郭所长安排，所内留老会计、女出纳、胡师傅三个值班，其余的人都下乡。
下乡的头一天晚上，开会，郭所长讲话，布置任务：
“这次下乡，宣传公社的生猪派购文件，以这个文件精神为主，落实派购任务，和小队签订派购合同，还要检查小队的集体养猪场的饲养情况，推广大种萝卜、解决饲料的经验；调查生产队的社会存栏数，集体养了多少、社员自养多少、母猪多少、仔猪多少，都要一个队、一个队的去问，去统计，做到心中有数。”
然后，分配下乡地点，一个人跑两个大队。
我在食品所的大门以内，是零工，那是什么苦活、累活、脏活都要干的，但是，这一按照郭所长的指派、走出食品所的大门、执行下乡任务、到了贫下中农的面前的时候，那身份，就提升了，我就是食品所里面走出来的“同志”了。那个时代，农民们把公社的干部、公社各单位的职工，都尊称为“同志”。
那时，全县的交通还不发达，汽车和公路都少。汽车司机，是非常被人们巴结的职业。
1994年版《建始县志》409页载：“1961年至1978年......全县公路里程828.72公里......1978年末，有汽车74辆326吨位，其中客车6辆240个座位。”
花坪公社，只有一条过境的建官公路，渣石路面，一天只有两辆客车，上午时候对开过境，座位紧俏，没有短途票卖，很难搭上车，下乡都是要步行的。但是，我觉得，在公路或山路上跋涉，比在所里面劳动，那是轻松多了，还可以欣赏这高天丽日，白云青山，野花烂漫，林鸟鸣啭，好一派高山的春夏风光。
走着看着，就找到了小队长住的屋场了，见到了队长了，我说：“我是公社食品所的，到你们队来，看看你们队里的生猪派购和饲养情况。”那队长满脸是笑，将“孙同志”迎接到家里，茶饭招待，极尽盛情，吃饱喝足，不肯收一分饭钱。然后作郭所长布置的任务，问情况，记数目，定合同，队长带路，到小队的养猪场，进猪圈看看，嘱咐他们要多种几亩萝卜。
一个星期过去，我的两个大队都走遍了，回到所里，汇报情况。郭所长说：“我们还要汇总数据，制成报表，上报给公社和县食品公司，你文化好，这个事，就交给你了。”
我得到这一个施展所长的机会，自然是拿出看家本领，使出浑身解数，把大家调查得来的数据，汇总整理，制出表格，然后用那时的刻印技术，在钢板上刻出蜡纸，用油印机印出来。这么做出来的报表，数据准确，格式整齐，字迹工整，印刷清晰；还写了一份附后材料：“花坪公社集体养猪场发展情况汇报”，说：“花坪公社大力发展集体养猪场，狠抓种猪、栏圈、饲料基地、饲养员四大建设。”郭所长拿着，报给了公社和县食品公司，回来时候，很高兴，表扬我说：“公社和公司都说我们的报表和汇报作得好，你到底是有文化水平，我们所里以后搞这些文字工作的事，就是你了。”
这“文字工作”，过了几天，郭所长就跟着给我布置了一回：“县食品公司的侯股长来了，说县里要召开畜牧工作会议，要食品公司准备一份农村生产队集体养猪场的先进典型材料，县公司看了我们送的报表和汇报，说我们那个‘四大建设’是当前发展集体养猪事业的有效经验，要我们还进一步总结，你就陪着侯股长，再到下面生产队去搞调查，把这个材料写好。”
这个事情做完，后来又下了几次队，我就把花坪公社的小队，差不多都走到了，可以夸张地说：“花坪的山山水水，都印下了我的足迹了”。
这“同志”的事，到下半年，又增加了一项：到片区收购点去收购生猪。
郭所长说：“收购的旺季到了，我们要更好地为贫下中农着想，让社员们交猪方便一些，让他们少背一截路，我们要在下边设点收猪。”他就在建官公路经过的两个片区，叫做“大石板”和“李家坪”的地方，设置了临时收购点，收上来的猪，用所里的拖拉机运回去，时不时地派我下去搞收购。
这收购生猪，“同志”的权威更甚，手握着两项尺度：一是收购标准，上面规定是要有120斤，但是执行中不可能头头都达到，一些差了几斤的，收不收，就全是“同志”的一句话了，社员们为了把差了几斤的猪交脱，会央求“同志”，说上许许多多的好话；二是“除食”多少，看这猪的饥饱情况、肚子大小，要扣除若干斤，这也是“同志”说了算。有了这两项权力，那“同志”的风光与威势，就大了去了，就是尝到了一点点权力的滋味了。在不影响食品所利益的大前提下，我也会对那些苦苦哀求的贫下中农，动了恻隐之心，收下他的不到120斤的猪，或者除食时少扣一、两斤，就会听到他们的感激不尽的言语。这时候，我就从贫下中农的教育对象，变成了贫下中农的仰视上级了，我心中，就有了一种翻身农奴站起来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