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8月4日，我进入花坪公社食品所。
这食品所，就是原来的花坪区供销社加工厂的一半，原先，生猪的收购、猪肉的销售，是由供销社经营的业务，撤区并社以后，这项业务从供销社分出，独立设置食品所，转属县食品公司系统。原来的加工厂一分为二，煮酒、制饼、做糕，仍然属于供销社，称为“副食加工厂”，这一所一厂，还是共原来的一个大门出入。所处之地，名大溪木，距离花坪街近两公里，是一块直径两百多米的高山小小盆地，一条小水沟，从中贯穿，经食品所的大门面前流过，一下雨，盆地里的雨水都流到这沟里，就真成了一条大溪了。
郭所长安排：“你和小张，今天跟胡师傅去学看猪。”我看那位胡老师傅，下巴上留着几寸长的花白胡子，操着一口外地话，郭所长说过，胡老师傅七十多岁了，是供销社几年前从浙江金华请来的加工猪肉的专业师傅。
这时候，已经有农民来交售生猪了，我和小张跟着胡老师傅转了一天，看胡老师傅用手去按猪的脊背，估量这猪背上的肉膘有多厚；看猪身的高低、长短，估计这猪大约有多重，特别是要看有没有达到120斤，政策规定，生猪毛重必须要有120斤，才达到收购标准。
两人这么眼里看着，手下按着，心中估着，居然都大有心得，估计猪的重量，误差在10斤以下了，胡师傅对郭所长说：“这两个娃娃，聪明，好教。”
郭所长教导我，搞食品工作，就是跟着猪转，要熟悉这工作的全过程，喂食扫圈、收购宰杀、加工销售，都要认真地去学习，练成一个全把式，“现在，还没有到收购加工的旺季，你们先去喂猪吧。”
我意识到，这是郭所长给自己设置的一道考验关口。
郭所长名振贵，是一个很正统的人，当年，他在花坪区供销社的时候，是以县“学习毛主席着作积极分子”、上过《恩施报》“光荣榜”的业绩，提拔成副主任的，食品所分出来，他来当所长，对于思想政治，十分地看重，老爸就给我讲过他的典故， “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的话头，时常挂在郭主任的嘴边的，搞食品工作了，他又加了一句：“三不怕脏。”
现在，郭所长就是要看我是不是“三不怕”了。
其实，郭所长是多虑了，我在那几个生产队的时候，就已经是过了这一关了。
穿上高及膝盖的长筒靴，围上橡皮围腰，踏进猪圈，再脏也不怕了，这装备都是所里配发的，是真高级啊！感到难闻的是那满圈猪屎的臭味，而且这猪圈四面高墙，围得这臭味更加浓重，我咬着牙，屏住气，紧紧握住竹扫把，一间一间地，把猪圈里的猪屎，扫到粪池里去，扫完一两间，也就久而不觉其臭了，扫完这几十间圈，要一个小时，一天扫三次，再就是一天给猪喂两次食，操作就简单好受一些，把麸皮、酒糟合水一搅拌，倒进猪槽就行了。这水，得自己到门口的“大溪”里去挑，后来，在溪里安装了水泵，在所里修建了水池，就不用人工挑了。
这么“三不怕”的干了一星期，郭所长就给分配其他的工作了，有体力的，打扫场坝、运送饲料、参与宰杀，也有脑力的，收购开票、算账记账、卖肉收款，郭所长说：“见子打子，有什么事就做什么事。”这也是所有零工们的工作方式，没有固定的岗位，都是郭所长临时指派活儿，他的家就在花坪街上，每天早早地就步行来到所里，布置一天的工作，就好比生产队的队长，今天安排我们做这，明天安排我们做那，就是那叫向友镇的开拖拉机师傅，没有运输任务的日子，也一样地被安排去喂猪杀猪，他身壮力大，杀猪还真是一把好手呢。
在这初步入门的考验日子，我熟悉着这食品所的人事制度与人际关系。
食品所从供销社，分出来6个正式职工：郭所长、老会计、女出纳、胡师傅、罗师傅、在街上管理门市部的还有一个；带出来7个零工：大溪木生产队的3个农民工、有一个是开所里的拖拉机的，胡、罗两位师傅的儿子，两个花坪街上的居民、有一个是女炊事员，那个男零工，叫吴吉安，郭所长认为人手还不够，就找了我和小张来，一个月后，他又招来了一个，姓朱，是花坪公社一大队书记的儿子，这就一共有10个零工了。
“零工”的工资，一天1.25元，一个月37.5元，加班了，另外给加班费，还有一点寛待，如果因故要请假，批准了，就可以不扣钱，在每个月底发工资的时候，零工们是属于“另册”，零工工资册，方式是打领条：“今领到，花坪食品所零工工资37.5元。”
这工资，不算低了，郭所长的正式干部工资，一个月也不过50多点，食品所卖的猪肉，是0.64元1斤。但是，我一个月要给小队里交20元“副业款”，队里记的工分，按我队的分值，可以回来一半，我实际到手的，就不过是27元上下。一个月跟小队贡献10元，也算是报答小队这一年多来的厚待了。
按照那时的物价，这二十多元，养活一个人是足够的了，有了这一笔固定收入，我算是挣到了自己的口食，从此可以不再依靠父母来养了，甚至还可以有一点结余来贴补一下，给家里买点猪蹄、猪舌头等等一些肉类产品，那时候，猪肉是很紧俏的物资。而此前在生产队，所挣的工分，小队决算下来，最多的一年，也没有超过150元，只够付清小队的口粮款，其他的生活开支、日常费用，都得向爸妈伸手，这也是那时绝大多数知青的经济状况吧。我为什么没有染上抽烟的嗜好呢？这还真得归功于那时候的穷啊，衣服口袋里没有一分钱，拿什么去买烟！能省的就省了吧。
郭所长对零工的信任程度，是以政治标准第一的。
那小朱来后不久，郭所长就派他到县食品公司去学习兽医，防治猪病，又不久，县食品公司给了一个把兽医转成正式工的指标，那小朱就名正言顺地成了正式职工，上了正式职工的工资表，脱离了“另册”，不过，还是和我们零工一样地作杂事，并没有去治猪病。我们其余的这9个零工，一个个羡慕眼红不已，大家都说：“小朱的八字好，行了‘哈时’了。”“哈”在这里是一个方言词，“很大”的意思。与现时代流行的土家族方言词“哈格咂”里的“哈”，是同一意义。
张演志也是大队书记的儿子，而且，他在生产队的时候，就入了党，在郭所长眼里，那真是根红苗壮的革命接班人。有一回，郭所长要到县里去开一星期的会，竟然将主持所内日常工作的大权力交给了小张，指挥老会计、老师傅、女出纳作这作那，那几个正式职工，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毛头小伙的零工，在自家头上颐指气使，他们心中的郁闷和憋屈，可想而知。
打了两个月的领条，冬天到了，进入了猪肉加工的旺季，郭所长安排，在所内，胡师傅、老会计和女出纳负责收购的事，其余的人搞宰杀加工。
宰房里，灶火熊熊，水汽腾腾，一头嚎叫着的生猪，被按倒在宰凳上，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那死猪跟着被搬到大灶台上，放进大锅中，经过开水一滚烫，马上扯出来，刮毛，刮净了，挂上架，开膛破肚砍头，变成一堆“下水”、两片白肉、一个猪头，那“下水”就在宰房里分心肺、剔肝肠，白肉和猪头，就搬到库房里摆放，一片挨着一片，那两个教室大小的库房地上，成为一大片白花花的肉场。
这宰杀，猪多的日子，要加班加点，作到晚上10点多，才收工。
郭所长虽然贵为领导，但是他一贯崇尚艰苦奋斗、以身作则、亲自动手、现场指挥，也是常常和我们一样，系上皮围腰，穿上长筒靴，跟我们一起，分剔肚肠，运送肉块，不过，他没有拿刀，杀猪的活儿，主要是那三个农民工干，郭所长鼓励我们: “你们年轻人也去学呀！”零工们也纷纷动手，我大着胆子，也上去出手了，伙伴们七手八脚，把猪按倒在杀猪墩上，我左手按住猪嘴筒，右手持刀，对着猪的喉咙之处，用力把那一尺多的杀猪刀捅进去，一刀进去，那猪还叫，又一刀进去，还是叫，这么试过几头，也就勉强会一刀封喉了，拖拉机手向友镇，看着我这缩手缩脚的样子，一把夺过我手中的刀，说：“这血乎垃圾的活儿，还真不是你们读书人能干的，还是我来吧。”所以，此后，我也就没有练成过硬的屠夫本领，也只有一、二十几头猪命，丧于我之手。
第二天早上，昨晚的肉片都冷却透了，就进行加工。
加工的程序，大致分砍、腌、洗、烘四个操作，时间上是两个阶段。
砍、腌阶段：先在腌房里将一大片分砍成几块，这几块各有专名：项圈、前胛、前肋，后肋、中方、后胛、圆尾或火腿，如果做火腿，还要另外修整，这是一项既要力气、也要准头的技术活儿，一般是罗师傅主刀，其余的事，就我们干了；紧接着就腌制，给每一块抹上盐，像砌墙一样，码成半人多高、两米长宽的方堆，这样的抹盐、码堆，要反覆进行三次，使盐分充分渗透进入肉里，历时大约20多天；
洗、烘阶段：盐腌20多天后，进行洗烘，先在一口大缸里，洗去肉块表面的盐粒，高山的冬天，外面是下雪积雪，我们这样的工作，寒冷入骨，双手一接触肉块，止不住地罗嗦颤抖；终于，一块块洗干净了，马上送进用煤炭炉火作热源的炕房，烘上几天，就成为了一块块色泽金黄的腊肉或者火腿了。
这个加工方法，胡老师傅说，是他当年受供销社聘请、从浙江带来的制作金华火腿的秘法，现在又带到了食品所。
我这么在食品所做了一个冬天，就到了1975年春了，食品所的工作，上半年是淡季，猪都还在农民的猪圈里养着呢。郭所长不能看着零工们无所事事，他利用这业务较少的季节，充分挖掘零工们的劳动价值，大兴土木：“我们食品所要发展，要创业，要搞基建，要起房屋，艰苦奋斗，自己动手，解决我们食品所的办公用房、职工宿舍不足的问题。”
起屋的时候，那些小工的事儿，全由我们一班零工做了，开山爆破、取石运料、开挖基脚、搅拌砂浆、平整地坪，郭所长也是和我们一起干着这些，实在是一个与职工共劳累、同辛苦的领导了，只请了两个木匠，三个石瓦匠，半年之间，就修起了一排两层石木结构的房屋，一层办公，二层作宿舍，我也分到了一间。还在花坪街上，修了一个新的门市部。确实是节省了不少工钱，可惜的是，这头赚了，那头赊了，中间出了一个安全事故，有一次，那个大溪木的农民工排除一个哑炮，炸药都掏出来了，忽然，那雷管就炸了，炸到了这零工的膝盖，送到县里的医院，住了两个月，出来就成了瘸子，还是在食品所做零工，食品所就得包着他的下半辈子了，这里面和日后的开销，就不知道是怎么计算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