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化的春节”过完，又是新的一年。
1975年3月，暖风拂面，满目青山，桃红李白，麦苗青青，洋芋翠绿，大田中套栽的牡丹，绿叶簇拥，红花绽放，幽静的山谷，多彩的绚丽，又是一个春天来到了。
到这个小队一年了，我望着漫山的春色，思绪起伏，写诗一首：
“东风殷勤催桃开，又见山村迎春来。
花树绚丽异乡愁，际遇坎坷游子哀。
往事错舛空自悔，前路苍茫何可猜？
艰难崎岖期有尽，杜鹃鸣时震心怀。”
小队的生产，年复一年，周而复始，不会有大的变化，春播开始，我和去年一样，背牛粪种包谷，挑稀粪淋洋芋，在辛勤的劳作中，期盼着未来的机会。
这机会，似乎是来了。
因为在区里开“三级干部会议”写过“材料”的经历，公社里的领导就都知道了，我干这事是把有用的笔头子，就不时地叫我去作这事。有一回，去写一篇大队民兵连的先进事迹，遇见了周书记。他问我：“有个事你去不去？区供销社的郭主任说，要我们公社给他们两个人，到大溪木的加工厂。”我怦然心动：这供销社，是区里最红火的单位，想去的人多了，忙道：“到供销社去工作，那太好了！”周书记转口说：“但是，不是正式工，是亦工亦农，要给小队里交副业款。以后，有了招工指标，可以转正。”我说：“听您的话，您说去，我就去。”周书记说：“那你回去等我的消息。”
但是，这消息迟迟不来，因为，“撤区并社”了，这撤区并社，是为本县建制沿革史上的一件大事，1994年版《建始县志》47页载：“1975年3月，撤区并社，全县设猫坪、细沙、封竹、……竹园24个区级公社。”这次撤区并社，撤销了花坪区，它的8个公社，合并为花坪、唐坪、石马3个公社，原来区里的那些单位，也要一分为三，区里和各公社、各单位的人，面临着一场人事大调整，一次重新大洗牌、大震荡，那区供销社要人的事，自然就放下了。
撤区并社以后，后塘并入石马公社，成为石马的一个管理片区，周书记挂了个石马公社副书记的职位，还是主管后塘片区，还是住在原来的社部里。
半年过去了，我在小队里还没有等来周书记的消息，就到了一年一度的考学时候了。
7月29日，我在石马公社社部参加了公社召集的知青会议，学习了今年报考大中专学校的文件，开始作报考的准备。这准备的最大忧虑，就是血压了。老爸从花坪来了，带来了降压药，说：“赶紧吃药，把血压降下来。”
就在这时候，周书记的消息来了。
8月2日，我到片区原社部去交报考申请书，遇见了周书记，周书记说：“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派人去找你呢，上回说的到大溪木加工厂的事，有消息了，那里成立了食品所，郭主任当了所长，还是在找我要人，我和大队讲好了，安排你和张演志去。”
我心里想着：这事就有这么巧啊，周书记的消息，偏偏在这考学之际来了，它要是索性再迟一段时间，等自己考过了，如果录取不了，就去食品所，那就是进可攻，退可守，两全其美，自己的马儿就都跑圆了。
我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能不能等考完学再去呢？”
周书记看穿了我的小九九，一言而决：“不行啊，郭所长明天就来接人了，你也不能脚踏两只船、输赢都吃糖呀，不能叫你一个人把好事都占完了啊。刚才，我在下边供销社看到你爸爸了，也跟他讲了，你要去考学，我就另外安排人，你要去食品所，就不能去考学了，你们要想好了，明天来给我一个回信。”
这天晚上，老爸来到我的岩洞屋场，父子俩商量，来作这个抉择。
老爸问：“这几天，你吃药，血压降下来了没有？”
我说：“还是没有。”
老爸说：“那就麻烦了，搞不好，还是和去年一个结果，还有，今年你们体检是在石马公社，一个认识的医生也没有，难得过关啊，我看，还是到食品所吧。”
我说：“可是，这食品所，不是正式工啊，还是生产队的人，还要给小队里交副业。”
老爸说：“先做着，以后是有转正的机会的，我们供销社里，就很有几个亦工亦农，搞几年就转正了。”
我还是有些犹豫：“搞财经，不是我的长处，我还是想去读书，将来去作文化方面的事。”
老爸更担心：“可是，这学校，你不一定能考上啊，周书记也说了，不能脚踏两只船，如果你硬要去考，又没有考上，那不是扁担无抓，两头失呀？还会刷了周书记的面子。”
这么想过来、想过去，左划算，右划算，还是先捡拿得上手的果子吧，最后终于决定：弃考从副吧。
现在看来，这决定也许是错了。如果我坚持去考，如果在血压那一关想办法混过去了，那我就又是一条人生之路了；即使没有考上，我在这公社，还是有机会的，那位侯书记对我讲过：“国家要的是人才，你有文化，有能力，又做得，又写得，能文能武，将来是有前途的。”又即使这些都没有了，大不了还是在这小队里，总会等到1977年恢复高考的，还不是和现在一样的结果，那会少走好多的弯路啊！
唉，仔细地检讨起来，在那个年代，我把这脱离农村、恢复城镇户口的目标，看得太重了，这一个错误的认识，让我在一年半后，作出了极大悲剧的选择。这个后话，在下一章里再讲。
8月3日中午，我和老爸到了原社部，对周书记说：“我们听您的，到食品所去，不考学了。”那时，郭所长和张演志已经在社部来了，周书记说：“好。”就吩咐大队书记：“给他们两个开介绍信。”
周书记招待我们吃了饭，郭所长带着我和张演志，加上老爸，步行上花坪而去。老爸和郭所长也算是多年的老同事了，一路上，少不得就说了许多希望郭所长多多关照的话儿。
半年之后，我回小队交副业款，顺便去看望周书记，谁知就在那一刻，竟然赶上了给周书记送终。
那一刻，我走进周书记的寝室，就看见他满脸是红的，像是才喝过了酒，在抽屉里翻着，在找什么东西，一边说：“这两天搞三治，腰杆有些疼，找颗跌打丸吃吃。”这就是他在人世的最后的一句话了。他翻着翻着，就翻出了一个小纸盒，从里面拿出一颗白腊包皮的小丸子，那丸子下边，垂下一小截细细的白麻绳来，我见识不足，要是知道那玩意儿是个什么东西，一把上去抢过来，不就没有这场惨事了？心里正在奇怪：“这跌打丸怎么不一样呢？上面怎么还有一截麻绳呢？”周书记已经把这“跌打丸”送进了嘴里，跟着，就是“砰”地一声大响，周书记那高大的身躯，直挺挺地倒了下去，从嘴里流出一股鲜血来。
这社部的人听到响声，都来了，在门口看着，看那楼板上，已经是一大滩鲜血了，大队书记走进房中，蹲下身子，伸出手指，在周书记的鼻孔下探了探，站起来叹息道：“已经没有气了。”
我把那盒还摆在抽屉上的“跌打丸”指给大队书记看，说：“他吃了一颗这里面的‘跌打丸’......”大队书记一声惊呼：“天哪，这是一盒赶仗炸野猪、炸毛狗子的土炸弹啊！”
我脑中灵光闪现，这书记归阴、人命关天的大事，得赶紧保护现场！我对大队书记说：“赶快给公社的公安特派员打电话，我们两个人守着这房门，不要让任何人进来了。”
特派员很快就赶来了，我和大队书记把那盒还摆在抽屉上的“跌打丸”指给特派员看，特派员拿起那“跌打丸”，也是一声惊呼：“真是一盒赶仗炸野猪、炸毛狗子的土炸弹啊！”
特派员于是就要我写现场目击证词。
周书记，在1994年版《建始县志》761页，有其小传，那传的最后一句是：“周一生嗜好喝酒，1975年冬，一次在劳累后饮酒，误咬炸药丸致死。” 这事，也记上了建始县公安局编的《建始县公安志（1908——1989）》，第224页：“12月14日，石马公社副书记周德富，酒后误将土制炸狐狸的炸弹当大活络丸吃，被当场炸死。”我估计，这记载，应该是那公社的公安特派员、根据当时我所写的现场目击证词汇报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