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下半年，9、10月的那两桩政治大地震，对在这深山的大溪木的食品所，所产生的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们在参加开会、聆听领导讲话的时候，那些政治的口号改变了、不大一样了，主要是要批判、打倒的人，变成了“四人帮”。
9月，在参加过了公社的“沉痛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大会以后，到11月，公社又召开社直单位职工大会，传达中央“粉碎四人帮”文件，食品所的人，还是全员参加。批判的对象，就换成是“四人帮”了，公社书记讲话：“我们公社工作的指导思想就是：愤怒揭批四人帮，学习大寨狠抓纲，冬播洋芋大会战，大搞三治打硬仗。用实际行动迎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召开。”
这次社直单位职工大会以后，郭所长带着他的职工和零工，按部就班地收猪杀猪、卖肉腌肉。
12月中旬，我完成了在李家坪的收购任务，回到所里，就作腌肉的活儿。19日那天的中午时候，一个知青伙伴来给我通报消息：“县劳动科招工的人到公社里来了，你赶快去报名啊！”我找郭所长请假：“县劳动科来公社招工了，下午我到公社去问问，看看能不能招上。” 郭所长也支持：“招上了，就可以就在我们所里转正了，那你去吧。”
吃罢中饭，我急急上街，在公社找到蒋主任，蒋主任说：“县里劳动科是来了个招工的人，早上在我们公社，报名都搞过了，现在到石马公社去了，刚走一会儿。你的户口不在我们公社，所以没有通知你，你是在石马，要在石马报名，你就赶快到石马去找他吧。”
我走出花坪公社的大门，奔向石马的方向，石马公社的社部，距花坪二十多里，下午时候，到了，在石马公社的办公室里。找到了那县劳动科的人，说：“我是来报名的。”那人笑道：“你的消息真是灵通呀，我前脚刚到，你后脚就拢了。”我说：“我是在花坪得到消息的。”那人说：“原来如此啊，你是得要抓住这最后一个机会了，县里的知青，这几年都招得差不多了，这次，我们是最后一回招工了，你如果错过了这一次，只怕、只怕就要在乡里一辈子了。”
他这一说，我更加是心急火燎地请求：“是呀，所以我才这么着急地从花坪赶来报名啊！”那人在登记表上，写了我的姓名，说：“那你现在就到你的小队里写贫下中农鉴定，到大队里去签意见，搞好了来交给我。”
我的小队距离石马20里，我立刻回到小队，连夜找刘队长和队委会，那鉴定，自然是我自己起稿，他们盖章。
第二天上午，找大队书记又盖章，下午，我赶到石马，把这鉴定交给了那劳动科的人，他说：“好了，你回你的食品所去吧，等我们通知你搞体检。”
我回到食品所，跟郭所长说：“报上名了。” 郭所长说：“好，这回我下城去开会，就跟公司里讲，请他们帮忙，把你要到食品系统，还是在我们所里搞。”我说：“那就是太好了！”
我和郭所长的这个白日梦，是作得太天真了！
1977新的一年来到了，劳动科通知，花坪、石马、唐坪三个公社的报名知青，1月8日，在花坪公社卫生院体检。那检查做得不算严格，加上我在食品所的一年里，在这花坪的街上进进出出，和公社卫生院的医生都熟悉了，那搞体检的医生看着我的体检表，指着血压那一栏，说：“我给你写个125吧。”又问：“眼睛呢，写多少？”我说：“我的近视眼，是明摆着的，不能过于夸张，写个0.5算了。”看着这体检表，我心中暗暗庆幸：“老天保佑啊！”
可是，老天没有继续保佑下去。
1月份过去一半了，我这招工的消息，还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我跟郭所长说：“我请几天假，回城去问一下劳动科吧。”
回到城里，一打探，这回报名去招工的知青伙伴，都已经进了这个厂、那个公司了，例如，当年和我一起在官店区竹园公社、后来转走了的刘光南、王应强，都到县建筑公司去报到了，我知道，这一回，自己又是名落孙山之外了。
1月16日上午，我到县劳动科，想着去哀求他们网开一面：“和我一起下乡的，这回都回来了，就只剩我一个人在农村了，您做个好事，让我回来吧。”接待我的，是一位中年的女科长，姓胡，打扮得很艳丽，严肃地说：“你体检不合格啊，眼睛这么近视，我们招的是工人，都是要去做工的，你怎么看得见呢？”我说：“我在农村，看得见做工呀，我在食品所，什么工都做过的，还杀过猪呢，再说，我还可以戴眼镜啊。” 女胡科长满脸的不屑：“笑话!没见过戴眼镜当工人的。我们这次的招工，已经完成了，再不能取你了。”
我蔫头蔫脑地回到家里，我妈见了，就知道，这回招工没有指望了，她着急啊：“在农村都搞了要七年了，还不能回来啊？这怎么办呢？”我无可奈何：“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我还是回花坪食品所做零工，等下一回吧。”我妈幻想着去托人疏通：“不能等啊，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找人去和劳动科讲好话。”她搬着指头数，想起一个人来：“昨天，我在大桥上碰见你郑姨爹了，他还是在茅田当书记，这两天在城里开会来了，他们当公社书记的，跟劳动科肯定说得上话，我们这就去找他。”
中午，我妈带着我，去找那个郑姨爹了，郑姨爹城里的家，也就在我妈住的朝阳街。他听我妈讲明瞭来意，满口应承：“这个话，我是还可以说进去的。我跟那个胡科长，很熟悉的，早上开会还见过，下午，我就去说，你们晚上来听我的回信。”
挨到晚上，我和我妈又到郑姨爹家，郑姨爹就说：“我跟胡科长讲了，她答应重新考虑，但是她说，国营的指标已经没有了，只能到城关镇的集体厂。”
我妈一听这话，心就寒了：“我在那个城关镇的针织厂一辈子了，那有个什么好结果哟。”
我也很失落，那时，在知青们的眼中，县城里的工厂有三等，第一是电厂、化肥厂、机械厂、钢厂、水泥厂，县办国营厂；二等的是建筑公司、矿山机械厂、饮食服务公司，县办集体企业；最末等的就是城关镇的集体厂了，那里实在是没有什么前途可以去奔的。
我想起了郭所长说的话，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说：“我在花坪食品所，作得很好的，郭所长说过，只要有指标，就可以在他们所里转正，您找劳动科弄个指标就好了。”
郑姨爹瞪了我一眼：“你当劳动科是我开的？劳动科的话那么好说？集体厂的指标都这么难办，你还想弄食品公司的指标？”
我心里说,你要真是劳动科长就好了。
我妈已经把郑姨爹当做救命稻草了，抱着不放：“都说这是最后一回招工了，这一回要是招不上，就要在农村一辈子了，我们也只有你这么一个当书记的亲戚，还是麻烦你再去劳动科，说说好话吧！”说着，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
郑姨爹实在是推托不了我妈含泪的苦求，只好应承：“好吧，明天我再去试试。”
过了一天，我到郑姨爹家，去问这 “试试”结果，郑姨爹先叹息说：“你这事真是为难啊! 我又去找了两回胡科长，她都有点不耐烦了……”
接着转述胡科长的话：
“胡科长说，这个姓孙的是你的什么人呀，你这么维护他？我这里确实是没有国营的指标了，城关镇的集体厂，他又瞧不起，我看，你把他弄到你的茅田去好了！到了你手里，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然后问我：“我一想，也是呀，你愿意不愿意到茅田去？”
我一听，高兴啊，在公社工作，我在花坪已经很有心得的了，连声答应：“到公社里去，那当然是好啊！”
郑姨爹话头一转：“不过，暂时还不能进公社，要先找个底下的单位过渡一下。”
我一头雾水：“什么单位？怎么过渡？”
郑姨爹透底：“我们公社的农机厂。”
我的心就凉了：“那就是公社的铁业社呀，和城关镇的集体厂一个性质啊。”
郑姨爹的话又转了回来：“你在那个农机厂先呆一年半载，我再想办法，弄到公社里来做事，不就行了。”
这就让我心生幻想了：“我在花坪的时候，经常被抽到公社去做事的，就是可惜是临时的，在您那里，弄成正式的就好了。”
我走的时候，郑姨爹说：“已经是腊月里来了，这事过年以前也是来不及办了，我跟劳动科讲，开年以后再来办，你回去和家里再商量商量，决定了就来找我。”
我回了花坪食品所，郭所长问：“招工的事怎么样了？”我觉得找郑姨爹帮忙的事还不能往外说，就含含糊糊地答道：“还没有搞好，还在找人去跟劳动科讲好话。” 郭所长说：“我再跟公司里说，请他们去把你要过来。万一搞不好，就还是在我们这里干吧。”我说：“谢谢您了，您放心，我在食品所一天，就一定是会使力做一天的。”
那年春节，老爸回来，就全家商量了。
我开始还有那么一点理智：“茅田的农机厂就是铁业社，花坪的铁业社，我是去看了的，我不想到那样的地方去，我还是在食品所干吧，出了大溪木，就是同志呢。”
我妈最怕的是在农村出不来：“你那还是生产队的人啊，就这么一辈子在农村？”
爸爸迷信权力：“公社书记的权力大得很，他想做什么，就一定可以做到的。他说要把什么人弄到公社，就弄得进去。”
妈妈也信了书记的力量：“既然有这个盼头，那茅田的农机厂也可以去得，好歹，先弄个粮食本本到手。”
作为在县城长大的下乡知青，对“招工回城”的渴望、对“城镇户口”的迷恋，对“跳出农门”的迫切，诱惑着我，也相信了执掌着书记大权的郑姨爹，是能够完成自己的“弄到公社”的许诺的，我全家都相信了这一句许诺，而作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我终于奋不顾身地陷进了这招工的迷局。
我回到花坪食品所，对郭所长说：“我们全家商量了，打算招工到茅田农机厂去了。”
郭所长也有一点黯然：“其实，我们公社的领导，是很信任你的，我跟公司里都说了，公司也去劳动科说了的，可是，他们不肯同意你到我们这里来。早知道是这样，那一回派你去学习兽医就好了。”
我感动了：“有您这句话，我在食品所这一年多，就没白干了。”
郭所长又有一点不解：“招工是到城里啊，你怎么到茅田去了？”
我也就不瞒着他了：“茅田公社的郑书记，是我的姨爹，他说，先到那个厂里，他想办法再弄到公社里去。”
郭所长明白了：“原来是这样，你工作能力强，在我们公社都搞得这么好，到了茅田，还有公社书记在上面，你当个公社干部，那是没有问题的，会有前途的，好好干吧。”
不幸的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无论我怎么好好干，我、郭所长也是过高地估计郑姨爹公社书记的权力了。
县劳动科将我招录为工人，分配到茅田公社农机厂。我拿着他们的录取通知，到石马公社转了户口；然后回小队，与刘队长、刘道财家的两位老人家以及队里的人们告别，感谢他们三年来的照看；然后到花坪食品所，与郭所长和所里的人也告别，感谢他们一年多来的厚待，他们给我开了一个欢送会，说了许许多多祝我有个好前途的话。会后，我找了一只大篾筐，把被褥和所有的行李都放了进去，向友镇开着所里的拖拉机，把这大篾筐送到街上，搬上老爸在供销社三楼的宿舍。
1977年3月13日中午，我在花坪，买了到建始的客车票，把大篾筐搬下供销社三楼，搬上了客车。两小时后，客车到达城边的玉峰山口，望着山下的故乡的城市，我想起了七年前，自己乘坐着客车离开县城，前往官店，那时，希望着的就是招工回城，现在，自己是被招工了，但是，我却没有一点儿衣锦还城的喜悦，心中充满了惆怅与迷惘，我已经在乡下虚掷了七年，我还要再一次踏上下乡之路，到那个陌生的、一无所知的茅田，去寻找自己的未来。
40年后。
我从县师范学校退休，到了县新闻中心去“发挥余热”，在《茨泉》编辑部做编辑，到花坪去采访，写了长篇通讯《天凉好个夏——2017花坪旅游避暑大写景》，在《茨泉》这一年的第8期上刊登，开头说——
天凉好个夏，武汉四万消夏避暑大军，挺进湖北省建始县花坪镇。
处处闻汉腔：“小汉口”一语成真。
花坪集镇古称花果坪，近代以来是建始南部物资集散的中心，商业贸易在南部乡镇，首屈一指，曾经被时人戏称，誉为“小汉口”，历史发展，自有玄机，百年流过，一语成真，新世纪旅游大开发，这个美誉，今天变成了现实。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清凉花坪，相见恨晚，海拔1200-1300米，6月进入夏季，室内温度21-28度、平均相对湿度40—60％，凉爽的气候，舒适的人居环境，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消夏人群，武汉、宜昌等一些大中城市的游客云集于此。
结尾说——
五万余花坪人民，干群同心，创建旅游名镇、文化古镇、特色小镇，朝着全国重点镇、湖北旅游名镇、省级生态文明镇、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乡镇的目标，一路高歌，砥砺前行。
山川依然，街市已非。这时候，我看到的花坪集镇，已经不是记忆中的花坪街了。
供销社已经没有了，当年我老爸住过的供销社三层楼早已拆掉，建起了新的楼房。
过境的建官公路两边，都是鳞次栉比的钢筋水泥楼房，商铺林立，车水马龙，人流如潮。
这公路在出街的地方改了道，从西湖的方向南去，西湖与花坪街连在了一起，周边成了最繁华的商业区，湖畔建起了小西湖四星级酒店，酒店门前，立起了一块石碑，刻着一首诗，结尾两句说 ：“欲把西湖比西子，可能遥唤玉华来”。落款是国学大师章太炎，花坪人骄傲地传说：1918年6月，章大师随着靖国军来到花坪，到这里游玩，写了这诗，说这里的风景可和杭州西湖媲美，这就是“西湖”名称的由来。
湖边青山脚下，“醉西湖”、“望湖楼”、“湖畔楼”、“西湖山庄”等以“湖”命名的民宿宾馆星罗棋布。
当年食品所的零工吴吉安，成为了建始名牌产品“桃片糕”的传人、桃片糕公司的经理，花坪街镇上的书记兼富豪。我去采访他，夸赞他说：“你是我们当年食品所零工中成就最大的啊。”
吴吉安笑了笑，那就是默认了。
我问：“食品所的人后来怎么样了？”
吴吉安说，食品所后来又归了供销社加工厂，郭所长又当了供销社的副主任，后来供销社撤销了，大溪木加工厂的地皮，也作价卖给了私人，原来食品所的人就散了，各奔东西，那些零工们，都回了自己的生产队，张演志也回了自己的后塘老家；郭主任、向友镇两个人，前两年去世了，郭主任的儿子，在街上自家的屋场上，翻盖了新的楼房，开起宾馆，这几年很发财的。
望着郭主任儿子开的宾馆，去世多年的老爸当年在从后塘到花坪的路上，对郭所长说的那话“老郭啊，我儿子就托付你多多关照了”，在我的耳边回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