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月14日，春天的县城，却是一个阴冷的天气，这是我前往茅田的日子。
茅田距离县城35公里，那也是海拔千米的高山地带，有公路，我又一次踏上了下乡之路。上一次，是去作知青，这一次，是去作“工人”，集体所有制的工人，公社企业集体所有制的学徒工，时年27岁。
此后的一年里，我用贴身的汗水、锥心的痛悔，体验着这个身份的艰辛。
清早起来，我独自来到汽车站，想找到一个认识的货车司机，搭个便车，省去那1.5元一张的客车票，我在花坪食品所的时候，曾经认识了几个这里的货运车队的司机。在车站，碰到了郑姨爹的小儿子，算起来，我要称他为表弟，他家就在车站的附近，我跟他说：“我来找车，要上茅田去了，我先把行李弄到你家门口放着吧。”他说行，就推出了他家的自行车，那时，自行车也是稀罕之物，不是寻常百姓家所能拥有的，一起到了我家。我搬出自己的行李，就是我从花坪食品所带回来的那一只大篾筐，它高0.8米，长1米，宽0.7米，一个挎包、两床被褥、3套衣服、4双鞋子，一股脑儿，全部放进去了，把这大篾筐放到自行车的货架上，郑家表弟推车，我扶筐，把这筐推着到郑家的门口放着了，我就到汽车队里面去，找认识的司机，终于问着了一位朱师傅，他说今天到巴东去，我说：“顺便带我一程到茅田去吧。”朱师傅说可以，我就把自己的大篾筐搬到了他的货车上，朱师傅说：“我回去吃饭，吃完饭就走。” 我在那车上等着。
中午过后，货车开出县城，一路向东，在建巴公路上飞驰，阴沉的天空，笼罩着车前的远山，一个多钟头后，到达茅田，驶过一段小街，街头尽处，就看见公路右边，一排土墙房屋，中间一个大门，大门的一边，竖挂一块招牌，宋体黑字大书：茅田公社农机厂。
我说：“到了，我下车了。”
我下了车，搬下大篾筐，放在公路边上，望着那汽车一溜烟地远去，我的心头，也和这高山的阴沉的天空一样茫然，等待着自己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我走进大门，就看见了右边一间办公室，进到这办公室，一个大块头的中年人，门牙有一点暴出，问我：“你到我们厂里来作什么啊？”我说：“我是县劳动科这次招来的知青，分配到这农机厂，今天来报到了。”
那人站起来，和我握手：“欢迎啊，我听我们杨主任说，县里给我们厂分了一个人，就是你呀。”又自我介绍：“我姓侯，是这厂里的会计。”
侯会计看着我空手一人的样子，又问：“你来报到，没有带铺盖行李？”我说：“带来了，在大门外的公路边上。”他说：“我帮你搬进来吧。”
他来到大门外边，看见了那只大篾筐，有一点惊异：“这就是你的行李啊？”我说：“是呀。”
侯会计帮着我，把大篾筐搬到了他的办公室，然后说：“我们厂的杨主任今天没有在，我也不知道上面会安排你作什么工作，你还是到公社里去问问吧。”
我说：“好。”我也正想着去找那郑书记姨爹呢。
我走出农机厂的大门，一路问着，就到了公社的社部。在这陌生的社部，见到的都是陌生的面孔，去找到办公室，那陌生的面孔问：“你是谁？从哪里来的？有什么事？”我说：“我是县里劳动科分配到公社农机厂的，来找郑书记。” 那面孔就一下子冷冰冰的了：“郑书记在城里开会。”我问：“今天会回来吗？”冷冰冰的面孔不耐烦了，说：“不知道，你等下午了再来看看吧。”
我出了这社部，在茅田的街上，转了一个来回。这街，是沿着公路两边形成的，在街的中点，往北边方向又伸出一条大路，走向小学和社部，整个布局，似一个“丁”字，一横是公路，有一里多的样子，东端起笔处就是农机厂，西端收笔处是汽车站、卫生院，一竖的终端是社部，与公路有两、三百米的距离。
顺着这一横的公路，回到了厂里，厂里食堂正开饭了，侯会计说：“吃饭吧。”带着我进了食堂，给我打了一碗饭。
我端起那碗，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只见枯黄的包谷面面上，铺着一层惨白的炒萝卜片片，萝卜片片之间，夹杂着几丝丝青不青、绿不绿的蒜叶，我找到厨房里的热水瓶，朝碗里倒开水，那水面浮起了两三颗黄色的菜油星子，我把碗中搅拌成稀粥，咕咕咙咙地灌下喉去。
侯会计在旁边看见了，说：“我们这食堂的伙食，就是这样的了，你还吃得消吧？”我忍住胃里翻腾着的酸气，说：“我吃得消。”
吃过这饭，我想见到郑书记姨爹的心情，更加迫切了，于是，又往公社社部走去。
那办公室的陌生面孔说：“郑书记还没有回来，管社办企业的姚书记回来了，你去找他吧。”
我找到姚书记，天就要黑了，他说：“郑书记给我讲过了，说你要来，今天晚上，就在公社里睡吧，明天我再送你到农机厂去。”他在公社的客房里，给我找了个铺位。
夜深了，我躺在这个铺位上，翻来覆去，外面下雨了，听着淅淅沥沥的雨声，我心中隐隐觉得有些不妙，这一步棋，只怕是走错了，这公社的铺位，只怕是再也睡不着了。
天亮了，我起来，去找到姚书记，姚书记说：“郑书记还是没有回来，我们吃了早餐，就送你到厂里去吧。”他带着我，在公社的食堂，我买了张餐票，喝了一碗大米稀饭，吃了两个白面馒头，姚书记就带着我，走出了公社的大门。
此后一年间，我没有进过这公社社部，一直到离开茅田，来办理户口转移手续时，我才再次走进这大门。
到了厂里，杨主任还没有回来，姚书记对侯会计说：“先找个地方，把人安顿下来吧。”
侯会计领着姚书记和我，上了一栋两层房屋的二楼，指着一排排铺位，对姚书记说：“你看，我们厂里的宿舍，都挤得满满的了。”姚书记说：“再找找。” 侯会计的眼睛望向了天花板，指着一架木梯说：“那上边还有一个小阁楼，还可以开个铺。” 姚书记对侯会计说：“你去找铺板和板凳，给小孙开铺。”
我去找了一把扫帚，爬上那阁楼，打扫一番，然后，侯会计帮着我，把铺板、板凳，还有我的大篾筐，都搬上了这“三楼”，姚书记看着我，从大篾筐里取出被褥，开好了铺，说：“等明天杨主任回来，给你安排生产，今天，你就休息吧。”
说完这话，姚书记就走了，此后，我再也没有和姚书记说上话了。
我坐在新开的铺上，望着头顶上一尺远的瓦片，那瓦片之中，一匹玻璃的亮瓦，映出瓦外的一块灰蒙蒙的天空，点点的雨滴，打在那亮瓦上，发出嗒嗒的声音，旁边的厂房里，传来柴油机开动的轰轰声和打铁的叮当声，想着刚才在厂房里看到的，那一排熊熊冒火的打铁炉，那炉边师傅手中的小锤、徒弟挥舞着的大锤，我的心里，一阵阵抽搐，这难道就是我在知青时候，朝思暮想的工人生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