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早晨，我从那阁楼的铺上爬起来，进了食堂，又是一惊：这厂里的早餐竟然还是包谷面饭加萝卜片。我想起昨天公社食堂里的白馒头、米稀饭，这工人与干部的食物，真是冰火两重天了。
侯会计在食堂里说：“公社通知，上午要我们全体到学校去开大会，听郑书记传达省农业会议精神。”
我吃了这早餐，随着这一支工人队伍，在学校的操场上，远远地看着闪亮登台的郑书记姨爹，却无法走近他的身边，更不用说去和他讲点什么话了。大会一完，眼巴巴地看着他就被一群公社干部簇拥着走了，我随着我的工人队伍，打道回厂。
中午，杨主任回来了，他是一个中等、壮实的中年汉子，就给我“安排生产”，他说：“我们要翻修厂房，备料，烧石灰，我们已经安排了两个人，现在你来了，就加入他们的烧石灰班子，吃了中饭，你就和他们一起，运粉煤，作煤球。”
开中饭了，还是那一碗包谷面面、萝卜片片。
3月16日下午1点，我在茅田农机厂“上班”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
那“石灰班子”的两个人，一老一少，我见了他们，互相自我介绍，老的说：“我姓曹。”看他的样子，是五十多岁了，少的说：“我叫骆先秋，是骆驼的那个骆。”我问他多大了，他说：“二十了。”我就和他们一起运粉煤，把厂房里那些打铁炉边的粉煤，一担一担地挑到一间很大的空厂房里来，一直挑，一直挑到5点下班。挑煤的时候，小骆问我：“你是城里人，又是知识青年，有文化，怎么到我们这个铁业社里来了？你看我们这，多苦啊！”我无言以对，只是连连地苦笑。
我想起6年前，在官店区竹园坝红旗二队，就参加烧石灰了，这当工人的第一天，也是烧石灰。
又想起于谦写的那首诗：“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唉，出了官店深山，又到这里来烈火焚烧了。
第二天，往粉煤里掺土，加水，然后，用宽片薅锄翻搅。
第三天，做煤球，这煤球是用来烧石灰的，做得大，尽自己的手掌和气力，能搓多大就多大，我做出来的，直径5寸大小。
第四天，搓煤球。
第五天，搓煤球。
第六天，找、拖石头。烧石灰要用石灰石为原料，厂里不是拿钱去买炸药开山取石，而是白手起家，空手套狼，叫我们这个石灰班子的人，拖着板车，沿着公路，在路两边漫山遍野地去寻找，这和6年前红旗二队贫下中农的思路，如出一辙，找满一车，就拖回厂里来。然后再出去找，如此，一车又一车，一车又一车。
第七天，找、拖石头，
第八天，找、拖石头，
第九天，找、拖石头，
搓着煤球，我心中搓着悔恨。
拖着石头，我脚下拖着绝望。
这一步棋，到底是走错了。
是我自己全力以赴，把自己送到如此艰苦卓绝的境况中的呀。
一步走错，满盘皆输。我如同一个赌徒，而且是一个多么失败的赌徒啊。在这一场命运的赌局中，我把全部的赌注都押在书记姨爹的那一句许诺中的幻影上，为了这个幻影，一下子推出了自己的全部筹码，而输光了已经得到的果实。
在我轻易地离开的那个地方，有赏识我工作能力的公社领导，有尊敬我“同志”身份的乡村农民，有国营食品的单位背景，有优裕便利的生活环境，还有缕缕情谊的“选青”小叶，为了获得这一个“粮食供应”的本本，我“梭哈”了这一切。这一切都被我输得一干二净、付诸东流了，当我明白了这一点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挽救了。
我来到这个陌生的公社，除了那个当书记的姨爹，所有的人都是生疏而冷漠的，我在熟悉的往来、热情的接待中生活了一年多，这扑面而来的生疏冷漠，就更加是凉透心扉。
而当我在这社办的集体农机厂也就是铁业社，体验了这么多天的生产生活之后，我就真切地知道了：这一步棋，错得是多么的离谱，多么的可悲；自己所面临的，是一场多么沉重而凄惨的艰辛，是一次多么严峻而残酷的考验。
首先，是劳动强度的繁重，规定为8小时，严格地看着挂在那厂房墙壁上的时钟，上午8点开工，12点吃饭，下午1点又上工，5点下班，绝不允许浪费和偷懒一分钟，脚不能停，手不能住。我作的工，全是力气活，一天做下来，就知道“浑身骨头都散架了”是什么滋味了。相比几年前生产队的农活，那是要严酷得多了。
其次，是工资报酬的菲薄，我这个徒工，一月工资定为18元，一个月按照26个工日计算，一个工日大约0.7元，如果做不满26个工日，就要扣钱。
第三，是伙食饭菜的粗糙，食堂里一天三顿，都是包谷面面加萝卜片片，不时会现出一颗沙子，完全没有猪油，只有几粒菜油星子，我来了这么多日子，没有吃过一回肉，只喝了两次黄豆合渣。这样的伙食，一天要0.5元。
面对这些，我是多么怀念自己离开的那个食品所啊。那里更多地使用着我的头脑，工资多了一倍，食堂里是大米饭、炒肉片，不吃黄连，不知蜜甜，失去了才知道珍贵，以前，我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人心不足蛇吞象，老是想着要“正式”，唉，眼前的这“正式”日子，能和那时的“零工”比吗？那是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天上呀。
我的那个书记姨爹，你的许诺在哪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