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以后，我终于见着了那书记姨爹。
4月18日下午，我和小骆，一人拉着一架板车，又出去找石灰石了。厂里的石灰窑，已经烧出了一窑石灰，要准备烧第二窑了。这一日，我们决定沿着那条走向公社社部的大路去找，就在那丁字三岔路口，我看见了书记姨爹，他正朝公社那个方向走着。
因为有厂里的工人在旁边，我直呼他的官衔：“郑书记……”转念一想，觉得还是要强调一下亲戚关系，又接着喊：“姨……”
但是，下面的“爹”字没有能够说出来，一句关怀的口吻拦住了我的话头：“这一个月怎么样啊？”
我不无怨意地说：“您看我在作什么吧，又还能怎么样呢？”
他看着我，手握车把，足蹬草鞋，头发蓬乱，浑身泥污，大约也觉得是惨不忍睹，主动地提起了那个话题：“我已经跟劳动科说了，要他们给我想个办法，劳动科说，你先用着吧，我又跟他们说，你不给我一个手续，我怎么用啊？”
这就透出了一点无奈来了，原来他这个公社书记，在劳动科的“手续”、国家的人事制度面前，也是要接受制约、不能为所欲为的。
我也理解他的难处：“我在劳动科有一个同学，他告诉过我，我的身份是集体所有制的工人，公社用的人，必须要是干部，我不是干部身份，您没有办法用。”
他说：“你知道这一点就好，你先安心地搞着，表现好一点，我给你慢慢想办法，以后，社办企业，省里会给干部指标的。”
我心中哀叹：天哪，从集体所有制的徒工，到国家干部，这中间的距离，有多么的遥远，就凭自己这天天作煤球、拉板车，能逾越这道天堑？我那劳动科的同学，得知我被招为集体所有制工人后，大吃了一惊，给我普及这国家人事制度的入门知识：“你呀，怎么不早来问我，我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劝阻你的，你呀，是不知道这里面的深浅啊！”
我不能说出这失望来，只能说：“那就全靠着您了……”是我妈、我自己，死乞白赖，请着求着，跪着舔着，把我送到他的手上，落到这步田地的，事到如今，我也只能是按照着他指示的方向，走一步算一步了。
说着话，社部就到了，望着这书记姨爹走进大门的背影，我想起了花坪公社的大门。我停住脚步，浑身虚脱，百感交集，悲从中来。
我来这里时候，曾经妄想：既然在花坪，能以零工的身份走进公社，获得好评，那在这里，还有个书记姨爹罩着，只要有一个机会，自己就可以创造出同样的业绩和声誉。我想错了，我那劳动科的同学说得对，我忽视了食品所与铁业社的单位体制、经济背景的巨大差别，更不懂得集体所有制工人和国家干部身份的鸿沟，在花坪，公社领导可以把我当做公社干部使用，那是因为我有着食品所国家单位的背景，还有一个“亦工亦农”模糊标签，我在这里，是一个定了性质的集体单位铁业社的小徒工，连走进这个公社大门的资格都没有！
现在才明白这一点，已经是太晚了！
小骆从身后跟上来，问：“你跟郑书记熟啊，讲了这么一路？”
我回过神来，答道：“在城里，我们是同一条街。”
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咬紧牙关，拉着板车，从公社的大门前面走过。
其实，这“表现好”，完全用不着书记姨爹来嘱咐，在这个铁业社的严格的管理制度下，钟点一到，就必须得上工，杨主任安排作什么，就作什么，一上工，就不可能偷懒，这么手脚不住地做下来，没有表现不好的道理。
又找了两天石头，烧出了一窑石灰，杨主任说：“你们石灰班子的任务完成了，下一步，你们去挖基脚。”
我奋力举起了挖锄，一下一下地砸向坚实的土里，杨主任、侯会计在旁边看了，交口地赞道：“小孙做事踏实，不怕吃苦，又有文化，放得下架子，和我们这些大老粗打成了一片。” 杨主任又给我安排前途说：“好好干，等我们的厂房翻修好了，我教你开、修柴油机，当动力工。”
我这表现，也得到了厂里师傅们的认可。
4月24日晚上，全厂工人开大会，会议的议程有二：一是评议徒工级别，二是公布这两个月的“工分”。
我就是被评议的徒工之一，师傅们发言的口径，和杨主任、侯会计的说法一致，都是“踏实”、“吃得苦”、“放得下架子”，一位当副主任的李师傅还进了一步，说：“徒工搞事，都要像小孙那样搞。”他们提议，让我的月工资提升两级，定成24元，这在农机厂，算是史无前例的奖赏了，历来惯例，徒工第一年18元，第二年21元，第三年24元，小骆说：“我来了三年，才升到24，你一个半月就相当我三年呢。”我相信，师傅们是不知道自己有书记后台的，这完全是师傅们由衷的评价。
接下来，侯会计宣读工人们的“工分”，念到我的名下，是296分。这真是一个黑色的幽默，天大的玩笑，我不惜一切代价地逃离了生产队，却还是没有能逃脱“工分”。
这农机厂，独创了工农结合的工分工资制度。按时上班8小时，定级别，定工资数额，按月发钱，这是工厂性质；劳动1小时，记一个“工分”，没有“假期”和“请假”的概念，有病、有事，不能上工了，就没有工分了，又是农村风味了；8个工分折合1个工日，一个月作满26个工日，发全额工资，多做一日，多发一日，少作一日，扣发一日，这就是厂里的创意了。这正是把城乡两种劳动计酬方法，取其所长，去其所短，完善统一了，既给予了劳动者金钱的利益，刺激了他们的积极性，又保证了劳动者的时效，防止了他们的偷懒，更铁面彻底地实施了“按劳取酬、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的原则，在政治经济学上，可以说是一个有创造性的发明。
奇怪的是，这厂里的两名主任、一名会计、一名总务兼出纳却不受这“工分”的约束，他们是拿固定工资的，也不参加车间生产，还不时地在辛苦劳作的工人们面前晃悠溜达，工人们好像也不眼红。
三天后，发工资了。师傅们那升我两级的提议，在厂里领导那里没有能够通过，杨主任对我说：“你才来一个半月，就升上24元，真是抵别人三年了，太快了一点，还是只长一级吧，大家心里平衡一些，你没有意见吧？” 我推测，也许是书记还没有给厂里领导们打招呼，厂里领导们还不知道，咱的背后是书记，或者他们知道，却并没有顾上书记的面子，心里又怎能“没有意见”？但是在嘴上，却是一迭连声地说：“没有，没有意见，不就是三块钱嘛。” 杨主任又说：“我们也给你一点补偿，这两个月，就照21元的级别来算了。”我又是一迭连声地说：“感谢、感谢领导的照顾啊。”就去领钱了，我到厂里40天，有3天在下雨，野外不能做事，做了37个工日，296分，折合工资29.52元。小骆还羡慕说：“我18元搞了一年，才升到21元，你一来就是21元，也多当了一年了。”
此后半月，继续挖基础，基础挖完了，就做搬运的杂工了，例如：拖着厂里的板车，到一个叫太和街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小煤窑，去拖煤回来，那个小煤窑距离厂里大约10里，上午一车，下午一车，就是一个工日；又例如：厂里来了一汽车煤炭，小山一样堆在场坝上，我一挑一挑、愚公移山一样地把它们挑到打铁车间的炉边，移完一座煤山，也就是两、三个工日过去了。
这期间，杨主任安排我，做了一件发挥特长的事。
新的厂房建成了，外面的墙上，用石灰粉刷得雪白，这堵墙面对公路，杨主任问我说：“这墙上写一条标语就好看了，你会在墙上写大字吗？”我说：“会呀。”杨主任说：“好哇，你就给我去写：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我去木工房，请师傅做了一把1.5米的木板长尺，买来铅笔、排笔、红色油漆，在这白墙上忙乎开来，打格子、勾轮廓、描边框，三天后，一幅红边、空心、白底的黑体又带花体风格的美术字标语，就出现在那白墙上，杨主任看了，很高兴，说：“这字写得好看，小孙真是一个人才。”
新厂房建成后，杨主任对我说：“现在厂里住房有了，你从阁楼上搬下来。”就安排我要搬到二楼的徒工宿舍去。我看那宿舍，是8个人的大寝室，觉得还不如在阁楼上呢，阁楼上虽然要多爬一道梯子，可那只有我一个人住着，徒工宿舍里却什么个人的独立空间都没有了。虽然是心里不爽，但是人在矮檐下，也只有搬下来了。
满两个月的那天晚上，5月14日，我写了一首《到厂两月抒怀》的五言诗——
到厂两月整，我心如冰冷，日中为杂工，夜半泪纵横。
拉车与挖土，衣裤泥层层，扫地与运煤，脸腮灰蓬蓬。
八时勤劳作，分秒不可省，计薪何菲薄，一时一角正。
萝卜包谷饭，肉油皆不能，手上结老茧，笔下放悲声。
穷途路何在，绝地望逢生，思之悔不尽，何时见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