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我就看见花了，是大锤砸在烧红的铁块上，飞溅而出的火花。杨主任让我上了“红炉”。
“红炉”是师傅们对自己的打铁炉的称呼，这厂开始叫铁业社，是几个铁匠师傅的组合，后来，添了一台柴油机、一部机床，就改称大名“农机厂”了，主要还是靠红炉车间打铁来维持生计。其产品就是各种铁制用具，主要有3大类：一是农具：薅锄、挖锄、扁锄、钉耙、镰刀；二是生活用具：火钳、切菜刀、砍柴刀、斧头、扎草刀；三是“九佬十八匠”使用的小型刀具：杀猪刀、砍骨刀（需公安局备案）、瓦刀、蔑刀、雕刻刀、割漆刀、凿刀、钻刀。“工欲利其事，必先利其器”，农民生产、生活中的铁制工具，都要依靠铁匠来打造。历史书上说，铁器的使用是人类文明进化的里程碑，咱这铁匠行当，应该算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事业了，说得现代语言一些，就可以说是农耕时代的重工业了。现代重工的制造业，都可以说是铁匠的无限扩大版。
天亮时分，下雨了，雨声如咽，早晨上工，杨主任对我说：“你去王师傅的红炉上，帮锤吧。”这就具有铁匠学徒的性质了，他似乎是已经忘记了“动力工”的那话儿。
耳畔响着柴油机的轰鸣、铁锤的叮当、屋檐水的滴答，还有不时从窗外公路上飞驰而过的汽车喇叭的呼啸，我走进了红炉车间，从窗口里望出去，雨后的山坡上，青翠欲滴，按时间算，5月应该是夏天了，高山春迟，“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山头还是烂漫的春色，桃之夭夭，梨花帯雨，柳叶拂风，青山缭绕着一朵一朵的白色云雾，与灰蒙蒙的天空连在一起。
这红炉车间有两间教室大小，沿着四周的石墙，是10座打铁炉灶，长边3座，短边2座，炉灶的两边，是风箱和铁砧。
王师傅三四十岁的样子，个子高而瘦，这厂里的师傅们，都是瘦子，没有一个胖的，脸上松弛的皮肤里，绽出一丝丝皱纹的沟壑，手臂的肌肉显得饱满而壮实，这大约因为他们常年从事挥锤而击的重体力劳动的缘故吧，他从炉边墙上取下一张挂着的羊皮围腰，递给了我，说：“这是我们铁匠的行头，你文化人，没有系过吧？”我笑笑，竭力用轻松的语调说：“今天不就系上了。”我还顺着他“文化人”的话题，说：“古时候的晋朝，就有一个叫嵇康的大文化人，经常系着羊皮围腰打铁。”
系上羊皮围腰，我的炉前徒工的日子，就此开始。
这一部红炉，由师徒两人操作。徒弟拉风箱，师傅看火候，等铁块烧红了，师傅左手持铁钳，夹出铁块，放在铁砧上，右手举起小锤，此时，徒弟得赶快离开风箱，来到铁砧旁边，拿起大锤，和师傅一起捶打这烧红的铁块，这就叫“帮锤”。
王师傅教导我说：“帮锤，不光是手上要有一把力气，要甩得起八磅大锤，还讲究一个眼疾手快，我的小锤打到哪儿，你的大锤就得跟到那儿砸下去，又要准，又要快，不然，铁块就冷了。”
我心中暗暗叫苦，自己这近视眼，从来就不疾的，手也不快。我的大锤，怎么也跟不上王师傅小锤的节奏。
王师傅看着我这盲人瞎马、笨手笨脚的样子，终于看出来了：“你的眼睛不好？”
我说：“我是近视眼。”
王师傅叹了一口气：“你眼睛不行，怎么能够学铁匠呢？”
我也在心里叹气：“是啊，我怎么就、就来这里学铁匠了呢？”
王师傅问：“那你有眼镜没有？”
我说：“有。”
王师傅和蔼地说：“那你去把眼镜找了戴上，”又安慰我：“你莫怕，这里没有人笑话你。”
我回宿舍，找出眼镜戴上，终于看清那砧上的铁块了，跟得上王师傅的小锤了。
我系着羊皮围腰，戴着眼镜，满脸灰尘，一手黑烟，在这王师傅的炉前，穿过来，又绕过去，那真是这车间的独特风景，我想起劳动科那女胡科长说过的话：“笑话!没见过戴眼镜当工人的。”
小骆说：“我只见过老师傅戴老花镜点小锤的，从来没有见过小徒弟戴近视眼镜打大锤的。”大伙儿看了几天，也就习惯了。
我跟了王师傅两个月，铁匠的技术，学了点皮毛，说严峻点，也可以说是学了个寂寞。
一个月，我学会了淬火。
淬火，就是把打成的刀具烧红，取出，放进冷水中，让急剧下降的温度，增加刀刃部所夹钢片的硬度，讲究“火候”，放早了，钢片硬度过大，刀刃容易脆裂，放迟了，钢片硬度不够，刀刃就不锋利。我看着王师傅淬火，自己试了十几次，居然就审准了这个分寸，夹出烧得通红的刀具，看着那红色在空气中隐隐变淡，到了我认为合适的时刻，这全凭一种近于灵感的直觉，迅速投入水中，发出“滋”的一声，这火就淬成功了。
两个月，我学会了打小刀。
我给自己打了一把小雕刀，这刀长5寸、宽1厘米、厚两厘米，形状如一把两头宽、中部略细的铁凿子，刀刃部向后逐渐收细变窄，接着末端的刀把，刀把是按着自己的右手手掌虎口接触面卷成的锥状圆筒，拿着很是熨帖。一直保存至今，算得是这铁厂经历的硕果仅存的实物纪念品了。
杨主任来到炉边巡视，王师傅指着我自己设计打造的小雕刀，夸赞说：“小孙到底是读过书，聪明，一个月，就学会了淬火，两个月，就学会了打小刀，照这样学下去，把力气炼起来，将来一定是个好铁匠。”
杨主任听了这话，又重复了他在安排我写外墙标语时候说的那话：“小孙是个人才。”
我这个“人才”，此后两个月，还干过铸工、钳工。在铸工车间，和一个伙伴抬着一坩埚化成的铁水倒入模具，铸造铁锅，用小锤、钢钻清理铸件上的铁砂；在钳工车间，加工螺丝、螺母，用“搬锥”搬出内外的螺纹。
没有做过的，只有两项：开车床、开柴油机，它们是这农机厂的尖端、高级设备，由专人开动，像我这样的徒工，是摸都摸不上一下的，尽管杨主任曾经说过一嘴“我教你开、修柴油机”，但是后来却一直没有兑现。后来，我在师专，和一个在机械厂做过的同学回忆往事，我说：“我也在农机厂干过的。”那同学问：“你会开车床吗？”我说：“不会。”那同学又问：“你会开柴油机吗？”我又说：“不会。”那同学说：“那你在农机厂就是白呆了。”
2013年，县里申报湖北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建始县曾氏锻造技艺》，县申遗办公室邀请我参与文案工作，4月9日，我和申遗办公室的人一起，前往茅田乡茅田镇，调查采访那曾氏锻造作坊，见了面才知道，原来这“曾氏”就是当年茅田农机厂的徒工曾凡柏，我的师兄啊，35年后重逢，各叙别后景况，曾凡柏回忆说：“你在我们茅田的时候，我们农机厂红火啊，10部红炉，10多个师傅，20几个徒弟，可是到1993年，厂子就垮了，人都散了，现在，那几个老师傅、杨主任、侯会计都死了，我们那些师兄、师弟也都没有打铁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在搞，这是我祖上流传下来的，我不能丢啊。”
从曾凡柏口中，我得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茅田农机厂改制，被工人及周边村民分割购买，“我也就在这里买了一块地，在这里接着打铁”，原来的厂房，都拆了，我的那条花体风格的美术字标语“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也就消失了，乡村的“红炉”逐渐萎缩，在这“茅田农机厂”的旧址，曾凡柏的“红炉”作坊，硕果仅存。也与时俱进地用上了空气锤，不用徒弟帮大锤了。
我看着曾凡柏淬火，只见我这当年的师兄，夹出那烧得通红的刀具，那红色在空气中隐隐变淡，他也是凭着一种近于灵感的直觉，审准分寸，在一个恰当的时刻，将刀具迅速投入水中，发出“滋”的一声。听着这“滋”的一声，我的眼前，闪现出当年教我淬火的王师傅那高而瘦的身影，还有他那和蔼地语气：“那你去把眼镜找了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