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乡青春行》第四十章末尾有一篇后记,不到一千字,却做了一件在纪实作品里很少见的事:作者主动怀疑自己写作的意义。
后记先引索尔仁尼琴的诺贝尔奖致辞:「我们都会死去,而文学不朽。」接着立刻引契诃夫:世界上有大狗也有小狗,小狗不应该因为大狗的存在而慌乱不安,所有的狗都要叫,小狗也要叫——按上帝给的嗓子叫好了。
这两句放在一起,其实是矛盾的。索尔仁尼琴说的是「文学」这个整体不朽;契诃夫说的是「你只管自己叫」。前者是关于永恒的大命题,后者是关于姿态的小辩护。作者显然也意识到了,所以他把自己归入后者:「我一介草根写手,自是不能望其项背。」——这不是客套,是整篇后记真正的立足点。
后记里最值得读的一步是:作者回头拆掉自序里说过的话。
自序说要「定格成永恒」。后记接着列举古人对不朽的执念——《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然后话锋一转,提到刘慈欣的《三体》:「一切都会逝去,而死神永生。」
于是作者承认,先前说的「定格成永恒」,不过是「一句空话、痴心妄想」,因为宇宙最后都要归结到「死神永生」。
这么说起来,我在前面「自序」说的「定格成永恒」,就又是一句空话、痴心妄想了。
在纪实写作里,这种自我拆解非常罕见。多数作品在结尾会把意义拔高;这部书在结尾把意义往下压。作者把自己从「立言不朽」的队列里摘出来,只保留一个更小的要求:这些故事「非常确凿真实,绝无虚构伪假,颇可以微补于野史」。
这句话才是全书真正的自我定位。不是文学上的不朽,是史料上的补充——「微补于野史」。野史是相对正史而言的;一个底层青年八年的劳作、迁徙、苟且,在正史里不会有位置,只能进野史。作者知道自己在给谁写。
代价是泄气。读者辛辛苦苦跟了四十章,最后被告知作者自己都觉得可能「朽了」——情绪上会有一个落空。
收获是真实。恰恰因为他不肯替自己加冕,前面那四十章的「确凿」才显得可信。一个在结尾宣称要「定格永恒」的作者,读者会怀疑他在美化;一个在结尾说「可能什么都留不下,但这些都是真的」的作者,读者反而愿意相信他前面没编。
如果说这篇后记有一处可以更好,是它把「索氏」「契诃夫」「刘慈欣」三个人名连得太紧,思路跳得快了些——从十九世纪的俄国跳到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科幻,中间少了一句过渡。但那也可能是这篇文章最真实的地方:一个人在深夜想「写这些到底有没有用」的时候,念头本来就是这样乱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