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岁月，是从1970年6月30日那一天开始的，那一天，我20又半岁。
清晨，6点多的时候，在县城的汽车站里，紧锣密鼓，人声喧嚷，把这个小车站，弄得个千头攒动，热闹非凡。一幅“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大字横标，点明瞭这一片热闹场面的主题，相干的人们：下乡的知青和他们的亲人，不相干的人们：“欢送”的群众和组织“欢送”的领导，纠集、混杂在这面积大约三个篮球场那么大的停车场上，锣鼓不住地敲击声中，时而混进一声汽车喇叭的尖叫，铁锤一样地砸过我的耳畔，直到心头。
这一次的知青下乡，把县城的初、高中毕业学生一网打尽，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数，只知道今天早晨，每一辆开往各个区镇的客车里，都载有下乡到那个区的知青。
我把自己的行李：一套铺盖、一只木箱，搬上车顶的行李架，下来走进车厢，找到自己的座位，就到了开车的时候了。7点，在一片震耳惊心的锣鼓声中，客车相继驶出了车站的大门，我从车窗里望出去，看见爸和妈的身影，淹没在一排知青父母的队伍中，他们是不是流泪了，我不能看见，我是近视，没有戴眼镜。
载着我的客车驶出了县城，登上城东边山上的玉峰口，我从车窗口里望着山下哺育自己长大的县城，初升的太阳照着它，渐渐地在眼帘里消失，耳边回响起老妈的饱含希望的叮嘱：“好好表现，过两年，早点抽回来。”“表现”和“抽”是那个时代知青界的特定术语，“表现”是指在农村努力劳动，得到贫下中农的好评，“抽”是指被招工、录取大学或中专，恢复城镇户口，这两个词语，代表着知青们全部的生活与追求。
我没有预料到，自己所向往的“抽回来”，已经是八年之后了。
我们的去向是官店区。在知青们的眼里，那地方，就是远、冷、苦、穷的代名词。说远，它位于县域的南端，距离县城公路135公里，走小路是180市里，此后的日子，为了省下那4元5角的县城至官店的汽车票，我用自己的双脚一次次走过，一步步丈量过，亲身体验过这数据的漫长；说冷，是建始的老高山，最高海拔达1800米，10月就下雪了；苦、穷更是自古流传，人所周知，城里人口口相传的民谣：“广椒当盐，合渣过年”、“吃的洋芋果，烤的转转火”，就是说的这老高山。武汉知青说：恩施是湖北的西伯利亚，建始知青说：官店是建始的南伯利亚。
要把县城的县一中“老三届”高中毕业生，下到建始的南伯利亚去，这是县“知青办”在一年前就坚如磐石、岿然不动的既定方针。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随后，县里成立了“知识青年办公室”，简称“知青办”，办理组织县城知青 “上山下乡”的事务，同时兼管接收武汉知青。
公元2018年。
230余名当年的武汉知识青年，在建始举办“纪念武汉建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50周年盛典”，其时，我在县新闻中心《茨泉》杂志做编辑，以记者的身份，采写了他们的活动，写了一篇新闻稿：《230余名武汉知识青年重返金建始，共圆大山梦》，刊发于4月23日《建始网》。
“重返金建始，共圆大山梦”，一代知青，回到第二故乡金建始，相聚在曾经的家园，回顾青春、共叙友情、还愿梦想。
4月22日，230余名当年的武汉知识青年，在建始举办“纪念武汉建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50周年盛典”。
半个世纪前的1968年12月，武汉市青山区一冶一中、红卫五中、武钢三中、武钢四中、武钢五中、武东中学、青山中学等七所学校的600余名学生，来到建始县，奔赴建始各地下乡插队。其后，有100多人被招工进厂，在县化肥厂、机械厂、钢铁厂、水泥厂、印刷厂等厂，为县五小工业建设发展奉献青春，并成为各条战线各个领城的中坚力量，其中不乏县领导、厂矿部门负责人、劳动模范、技术能手、优秀教师，还涌现出知靑楷模、舍己救人英雄陈安平。他们深爱这片土地，在建始奉献了青春，扎根山区，现在仍留在建始的有30余人。
4月22日，上午9.00至11.00时，他们在茨泉宾馆举办了座谈会。
知青首席代表张补厚在讲话时说：“建始山水要多美有多美，大山以她博大的胸怀，留下我们青春的脚印，汗水和收获，清江以她美丽的娇颜叙说着我们的爱情故事。大山的父老乡亲们质朴勤劳和对我们的关爱令人难以忘怀，这一切都汇成了一个共同的期盼，共圆大山小康梦。”
武汉市青山区各学校知青代表相继发言。
下乡龙坪的赵抗美说:“通过这五十年的发展，今天的建始，已今非昔比。”
下乡高坪的代表李永昌说：“对失去的岁月，我们无怨无悔。”
下乡景阳的薛万智说：“感谢当年各级地方政府领导和广大贫下中农的热忱关心和无私照顾。面对未来，让我们共同努力发挥余热，促进鄂西产业发展和精准扶贫奔小康，早日实现中国梦，共同迎接建始更加美好的明天。”
晚上，欧亚达广场礼堂流光溢彩，大家在这里举行了“武汉知青年上山下乡50周年相聚建始文艺晚会”。当年的武汉知青，与建始的有关文艺团体，演出了26个精彩的节目，在“难忘今宵”的歌声中，纪念活动圆满结束。
这次五十年相聚和庆典纪念活动，由“下乡建始武汉知青联谊会”自发筹备。带着沧桑，他们从岁月中走来；向着未来，他们幸福满怀。第二故乡，有他们最难忘的知青岁月、青春年华和知青精神，这不仅是一代知青人为自己的点赞，同时，对推动建始旅游业也有着重要意义。
1969年2月，我拿着高中毕业证，回到户口所在的朝阳街，正式地成为了知青，次月，街道革委会，召开了本街道的初、高中毕业生会议，街道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唐显德，在会上宣布知青下乡的政策和去向，说：“老三届高中生，到官店去。”
我回到家里，全家商议这个严峻的问题，讨论怎么样避开这个恶劣的方向，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要去钻“投亲靠友”这个政策的空子。
爸说：“到花坪去吧，我去找一个熟识的生产队。”
爸自年轻时候就到花坪区供销合作社去工作，自然是认得几个农民朋友。
妈撇了一下嘴：“你那还不是高山？你在高山搞了一辈子，还没有搞够？现在又想把儿子弄去？”
爸争辩：“总近了一多半嘛，何况人又还熟。”
妈还想找近点的地方：“我那个七里坪的么爸的女婿，在茅田区当书记，找郑书记去帮忙吧。” 郑书记是妈妈的堂妹的丈夫，算起来，我要称他为“姨爹”。
妈提到七里坪，奶奶的主意出来了：“兔儿沿山跑，还是归旧窝，我们老家就在七里坪，七里坪去吧。”奶奶虽然不识字，却很会说几句民间谚语。
爸担心：“那当然是好了，可是只怕那里挤不进去。”
妈幻想：“不至于吧，我们就是那里出来的啊！”
奶奶的想法更简单，老年人的天真啊：“就是呀，我们还有土改证呢，上面还是写的他的名字呢，还是县长发的呢，骗人要有个本本，我们有本本，骗也要骗进去！”
我的奶奶之所以这么有底气，是因为她还真有一张“湖北省建始县土地房产所有证”，奶奶解放前是七里坪的农民，1949年才跟着女儿、女婿进城，七里坪搞土改的时候，奶奶去乡政府，申说了自己的身份，就分到了六亩地，弄来了这土地证，上面说道——
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保护农民已得土地所有权”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条“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之规定，确定本户全家本贰人所有土地共计可耕地段（坵）六亩壹分六厘 毫......均作为本户人家本二人私有产业，有耕种居住典卖转让赠与出租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特给此证。
县长 黄信涛
一九五叁年叁月 日发
编号“建土字第四九六五号”，它的所有者是:“第 城乡区七里乡 村居民孙黄氏、孙国林”。
孙黄氏就是我的外祖母，我喊她“奶奶”。
爸是清醒而悲观：“只怕是难得很。”
奶奶主张去试试：“作不到官有秀才，讨不到米有口袋，我们去找他们说说看。”
这一次家庭会议，就是我后来8年的乡下历程的规划与征兆了。
第二天，我妈就到那七里坪的老家去说了，下午回来，沮丧地汇报：“那个队长说，我们这生产队人多田少，不能添人了。”
奶奶还是把那土改证当做一个宝：“那土改证呢， 还是县长发的呢，他们也不认了？真的是县官不如现管了？”
妈苦笑：“您就莫提那个土改证了，他们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土改证早就作废了！”
奶奶无奈了：“那怎么办呢？东方不亮西方亮，再找郑书记去？”
爸也用了一句谚语：“求人不如求己，还是我在花坪去想办法吧。”
一星期后，爸拿回来一张“接收证”，上面写道：“经我队队委会、贫下中农协会研究，接收知识青年孙国林到我队投亲靠友、插队落户。”
下面的落款是：花坪区西湖公社一大队第九小队。
红彤彤地盖着两枚私章，那是小队队长和贫下中农协会组长的，三枚公章，那是大队、公社和区革命委员会的。
我把这“接收证”给街道的唐主任看，请求道：“我下到花坪去吧。”
唐主任一个排球推了过来：“你这事情，我们街道没有权力作主，你找县里的知青办去说。”
我揣着这宝贝“接受证”，前往县知青办。
县知青办设在县革委会对面的一栋三层楼房里，我走进三楼的主任办公室，先申请：“我想去投亲靠友，行不行？”
县知青办的主任叫王前元，以前是城关镇的书记，现在，由他来主宰县城知青的去向与命运，那是县官再加现管、熟门更为熟路。
王主任的脸上，绽出了花一般的笑容：“是有这个政策啊，你想投到哪里去？”
我投石问路：“我的老家就在七里坪，我到七里坪去投亲靠友吧。”
王主任的笑容带上了刺:“七里坪就在城边上，那还叫什么上山下乡?”
我还想和主任争辩政策：“七里坪那是农村户口啊，怎么不叫上山下乡？”
王主任说漏了嘴：“什么叫下乡？就是要把你们下到远处去，你想得倒是好，就在城边边上蒙混过关了？”
我就明白了，这“上山下乡”的解释权是在王主任嘴里，自己没有资格和他理论，我也料到王主任是不会同意自己到这么近的地方的，也只是先漫天要价，用的是鲁迅着作里传授的“想要开窗，先说掀屋顶”的法门，何况，我也没有弄到七里坪的接收证，是在唱诸葛丞相的“空城计”。
我掏出那张盖着三个公章的宝贝：“那我到花坪去，总可以了吧？”
主任接过那张纸片，瞪着眼睛细看，就看出了破绽：“这个生产队里，哪个是你的亲戚?”
我张口结舌了：“这，这个亲戚，是，是……”
主任得意了：“是没有亲戚吧？没有真正的亲戚，不行！”
我抓住一根稻草挣扎：“还有靠友哇，是我爸爸的朋友啊。”
王主任斩钉截铁：“不行！投亲靠友，一定要有亲！”
我一家没有料到，“投亲靠友”的解释权也是在这王主任的知青办手里，他还有这么一条补充政策，要是早知道，就在那个队认一个什么七姑八大姨，不就堵住王主任的嘴了？唉，还是认识不够、准备不足啊。
也怪自己太老实，没有编造谎言的天才与急智，要是我当时就撒上一个谎，就说那队里有一个姓蒋的，是我老爸的远房兄弟，那王主任还有什么话说？他又不能去调查核实。
鲁迅着作里的法门也没有奏效，这个到花坪投亲靠友的“窗”，大权在握的主任不给开。
我有些愤愤然：“我说到七里坪，您说不是下乡，到花坪，您又说不是亲戚，那不是摆明瞭，要逼我非到官店去不可？”
主任正气凛然：“你这话，就说得不对了，是县里的决定，怎么能说是逼呢？官店是远一点，可是远得过人家武汉知青吗？官店是苦一些，那正好是锻炼你们呀，你将来锻炼好了，你还要来谢我呢。”
我不肯认输，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向王主任叫板：“官店我是不去的，你不同意我到花坪，这回我就不下！”
王主任声色俱厉了：“这是县里的决定，你想抗拒？你这回不去，还有下一回，总有一天，你还是要去的!”
以后的历史验证着王主任的凌厉，这知青办要把这一批“老三届”的高中生下到“建始的南伯利亚”的决心，是铁腕的，是不可动摇的。我年轻气盛，不省世事，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知青办主任的强硬和冷血，还在幻想着，自己有花坪生产队的“接收证”，你这回不答应，也许下一回就同意了，那就拖着吧，下一回再来和他讲价钱吧。
街道上唐主任催我去派出所下户口、办手续，我还是那耍赖式的抗拒：“不同意我到花坪，这回我就不下！”
唐主任看穿了我的伎俩，警告我道：“你想赖，是赖不过去的，这回去，离官店街上只有三里路，那挨到下一回呀，只怕是弄得还要远呢，不信，你就挨着吧。”
我对唐主任的警告置若罔闻，唐主任一时也使不出什么强硬的手段来，这一次要我下乡的事儿就不了了之。城里的大多数高中生，也和我一样，怀着对官店的恐惧心思，采取了挨得一时是一时的对策，所以，这第一次下到官店的，就只有3名，他们的名字是：熊鼎三、李世平、匡安镛。
1969年的3月，桃花盛开的时候，我几个赖着不下的，去汽车站送别他们三个。
熊鼎三认命：“我没有什么办法，我的老家就在官店。”
李世平悲观：“我们搞不赢知青办的，自古民不与官斗啊。”
匡安镛预言：“明年这时候，我们到官店街上迎接你们。”
望着他们乘坐的客车后面，喷出一股股青烟，驶出车站，我的眼前，一片茫然，心头充满了不祥的预感。
此后一年的县城的下乡运动，完全地在主任们意愿的轨道上运行，而证明着三位先行者的英明与我们抗拒者的愚蠢。
我作为朝阳街的居民，在街道上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一年以后，一场剧烈的风暴，降临到了头上。
1970年，就在我们五一节登过烟墩山后一个月，6月初，一个晴朗的夏日，唐主任通知我：“城关镇派来了一位驻街干部，今天，他要召集你们几个学生去街道革命委员会开会。”
唐主任们的强硬手段终于使出来了。
那干部叫向泽益，威风凛凛地向参加这个会议的7名学生宣布：“朝阳街‘一打三反’重点人员学习班，现在开始！”
接着，他就庄严而虔诚地宣读上面发下来的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红头文件。
《建始县志（1994年版）》26页载：“1970年1至12月底，县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
向同志在上边宣读文件的时候，我在下边就想啊：这 “一打三反”怎么就“打”“反”到了我们这几个初、高中毕业生头上了呢？我们和“一打三反”要“打”“反”的那些事儿沾不上边呀!
可是，向干部说沾得上：
“叫你们来办这个学习班，没有冤枉你们，你们都是重点人员，你们一要揭发‘牛鬼蛇神的总代表’的反革命罪行；二要交代自己在文化革命中‘打、砸、抢’的错误；三要检查去年对抗毛主席上山下乡革命路线的行为！”
原来，他在这儿等着我们呢!这真是比窦娥还冤啊，跳到黄河洗不清了！
向同志的语气越来越严厉，我们离“反革命”的待遇就越来越近了：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们必须老老实实地交待!要是态度顽固，就升级，送你到城关镇、到县里的学习班去！再升级，就是看守所了。”
我自然是害怕“升级”的，只好“老老实实地交待”了。
我这样“交待”说：
“搞文化革命的时候，我和那个什么‘总代表’没有往来，不知道他的事情，我没有去搞过武斗，我的错误，就是有两条，一是办红卫兵小报、写文化革命的文章，二是去年不愿意上山下乡……”
向同志看了我的“交待”，指着上面开列的一串文章标题教训我：“你写的这些东西，真是、真是反动啊，你说你没有搞打、砸、抢，可是你写的，比打、砸、抢还恶毒！”
我听了这一番教训，心里松了一口气，向同志总算是认可了我“没有打、砸、抢”，也不要我揭发什么人了，我不敢顶撞，顺着他的意思，连连认错：“那是，那是，那些文章确实恶毒。”
向同志接着指向第三条：“那去年对抗上山下乡的事，你是怎么认识的？”
我知道申辩是没有用的，只能一叠连声承认错误：“我们错了、确实错了.....”
向同志乘胜追击：“那你们怎样用实际行动来改正？”
我还是一叠连声地答应：“就下，就下。”
向同志亮出底牌：“那官店去不去？”
我明白，再不能抗拒了，绝望地回了一个字：“去。”
10天之后，就在这学习班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乖乖地去了派出所，下掉了自己的户口。我醒悟到，街道上这个“先办学习班、再说下户口”的手段，也是玩的鲁文豪那个“要开窗、先说掀屋顶”的法门，比自己要高明得多了。
这街道对我们如此地残酷，也没有什么令我们留恋的了。
唐主任大为得意地说了一个方言的比喻：“看看，从我的垭口上过身了不是？”
我服软了，无奈地回了一句谚语：“主任说对了，不到黄河心不死，见了棺材才落泪啊。”
汽车在葱茏群山的蜿蜒公路上穿行，过马水河，越凉风垭、下河水坪、又上红岩、花坪，再下景阳河，渡清江渡口，上高辽，进战场坝……
窗外的山越来越高峻，山上的树越来越茂密，吹来的风越来越凉爽。下午4点钟的时候，官店口到了，透过车窗，我看见了站在公路边上的熊鼎三、李世平、匡安镛三个人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