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很难理解，在生产落后、物资贫乏的年代与地区，肉的稀罕与难得。我们在竹园公社下乡的那时候，没有门路可以买到肉。那时，国家在农村实行“任务猪”的政策，向每个小队分派喂“任务猪”，由供销社收购，大部分都要上调去供应城市，留一点供应公社各单位的国家职工，农民吃肉是靠自己养猪。我们初到小队时候，那小队的保管给我们买锅，就买了一口直径3尺的大锅，我说：“弄我们两个人的饭，用不着这么大的锅啊。”保管远见卓识地为我们谋划：“这是给你们喂猪准备的，你们自己不喂猪，哪来的肉吃？”我们说：“到供销社去买啊。” 保管说：“供销社的肉只供应同志，不会给你们供应。”那时，农民把国家的干部职工称作“同志”，我记起到这公社吃的第一顿饭，那欢迎我们的公社团委书记刘银昌（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官店书记，银昌精神）说：“为了欢迎你们，供销社专门给你们杀了一头猪。”我想，咱这四个知青，吃到了这猪的几十分之一吧，剩下的，自然都是归公社和供销社的同志们享用了。
我们自己不喂猪，在供销社得不到猪肉供应，想吃肉，全靠自己想办法，也就难怪我们要对螃螃施展毒手了。
竹园公社的社部，位于红旗大队9小队的地面，小地名叫刘家坪，说是坪，其实就是一块篮球场大小的场坝，站在这场上，地面虽然不宽，视野却广大，可以看到对面山峰顶部的官店街口，那时候还没有通公路，要到那里，是下15里过伍家河，再上15里；那官店的标志性山峰乍京岩（后来改称“照京岩”）的峭壁也是历历在目，锐角三角形的山峰，犹如一把长剑，直指天空，实在是有着“刺破青天锷未残”的气势风范。这社部因为地面不大，只容纳了三个单位，社部、供销社、卫生院。
我们从县城来到两百里外的这公社，那真的是一个天高路远，人生地不熟，在公社的社部，没有一个认识的人，我们虽然很想结交公社的干部们，但是公社的干部们对我们似乎没有什么兴趣，那公社的书记，在我的记忆里，好像没有和我讲过5句以上的话，但他的名字，我却至今记得叫肖习成。社部的办公室，上面没有什么公事找到我们，也不好意思随便进去的；我们到供销社赶场称盐打煤油，也只能站在柜台外；只有这公社的卫生院，大门开着，没遮没拦，我们可以大大咧咧地进去，和里面的人讲讲话，里面有一个赤脚医生，脸大体胖，声高气粗，姓肖，名字忘记了，是和我们知青接触最多的人，一来二去，就熟络了。每到社部，就去找他，说说话。
有一天，我和知青同伴刘光南，到卫生院和肖医生闲谈，扯到了这公社的新闻，肖医生说：“昨天，供销社里来了上面的同志，他们到下边的溪沟里，去捉螃螃了。”
我说：“我在城里就听说了，螃螃只有高山才有的。”
肖医生说：“我们这就是高山啊，就有螃螃啊。我们本地的农民，不吃这东西，就是上面来的人喜欢去捉。”
我那知青同伴刘光南来了兴趣：“那东西好吃啊，我们也去捉几个来吃。那有螃螃的溪沟在哪儿？有多远？”
肖医生指着窗外：“就在卫生院下面，半里路，就从这窗口下边的小路下去，再横过去就是。”
刘光南拉着我，出门就走。
走过窗口下边的小路，沿着窄小的山道来到一条峡谷中，只见两边高峰耸立，石壁百仞，中间露出一抹蓝天，太阳正在中天，明丽的阳光洒在谷中，金光缭绕，清涧流水，倾泻而下，波光闪烁，叮咚成曲。
我惊叹道：“真是没有想到，这公社还有这么风景幽奇的地方，令人疑入仙境了。”
刘光南道：“别发感慨了，我们下水里去看看，是不是真有螃螃。”
夏天，我们穿的是塑料凉鞋，直接就踏进了溪水里，那溪水深至膝下，清澈纯净，溪底石块参差，清晰可见，我们弯腰伸手，翻看石块细看，就看见了一只状如青蛙的动物，但是身材比青蛙圆润肥胖，颜色是褐色或黄褐色，那就是螃螃了。
我翻看开掌，一下摁去，那螃螃就落在了我的掌握之中。
我把这猎物放到挎包里：“这螃螃很好捉啊。”
刘光南也逮住了一只：“是啊，这螃螃反应不大灵敏。”
我分析：“它常年在这深山腹地的山溪沟中繁衍生息，这里的人又不捉它，没有什么天敌，宁静平和，与世无争，自然就有些呆笨了。”
沿溪而上，这么一路捉下去，那躲在石块下，藏在石缝中或溪边的草丛里的螃螃们，就这样一只只地落入了我们的毒手。
我们两个人的挎包都装满了，我说：“够了吧，我们回去弄螃螃肉吃。”
回到我们住的小队保管室，我们拿了菜刀、剪子，还带了一块小木板，到挑水的小溪沟里，开始屠杀螃螃。
我们把螃螃捉到木板上，左手按住，右手持刀，对着螃螃的头下面，手起刀落，就砍下了它的头，然后，换了剪子，剪开它的肚子，掏出内脏，再撕开它的肚皮，捏住一角，稍一用力，继续撕，一整张皮就与肉分离，露出白生生的螃螃肉来。这个过程，大致和杀鱼差不多。
冯二哥的妻子，来溪边挑水，看见溪边那一堆血糊糊的螃螃头、内脏、皮，摇头叹道：“造孽啊，造孽。”
我辩解说：“这事，和杀猪、杀鸡，是一样的啊。”
冯二哥的妻子不同意：“猪和鸡是人专门养了来吃的，螃螃是有灵性的野物，不能杀。”
我们听着，也不大在意。还是兴兴头头地杀完了，回到保管室，也没有什么作料，就是加了几瓣大蒜，几个辣椒，一阵爆炒，吃起来，那螃螃肉鲜嫩啊，真是难得的一道美味佳肴。
此后有一天，在队长家挖洋芋，晚上接着分，收工回家的时候，就是晚上了，我从挑水的溪边走过，那儿也是前后都看不到人家，在黑幽幽的夜色里，我彷佛看到了溪边那一堆血糊糊的螃螃头、内脏、皮，忽地就打了一个寒噤。我想起冯二哥妻子的话：“螃螃是有灵性的野物。”淳朴的乡民对大自然有更多的敬畏。
过了几天，我那知青同伴说：“明天我们又去捉螃螃。”
我说：“我再不敢杀螃螃了。”
此后，我们再也没有去捉过螃螃。
2014年的时候，我跟电视台的人去龙坪参加拍电视片，路过茅田街上，电视台的的头儿说：“这街上有一家餐馆，有螃螃，我们吃去。”美味的诱惑是无穷的，是以君子远庖厨也，人就是这么一种伪善的动物啊，我就跟着去吃了一回，按人收费，一个人80元。老板说，他们的螃螃是人工养殖的，“现在，我们这里已经捉不到野生的螃螃了。”这让我在大快朵颐的时候，就没有罪恶感了。
吃过螃螃后不久，我们在小队，又得到了一次吃肉的机会。这回是牛肉。
一天在坡上挖洋芋的时候，冯二哥的儿子眉儿很高兴地对我说：“我们有肉吃了，田家湾喂的牛死了，我爹他们去杀牛了。”
我说：“死了还杀啊？”
眉儿说：“是啊，杀了吃它的肉啊。”
我担心：“死了的牛，能吃吗？”
眉儿说：“我爹说了，那牛是从高坎上搭下去搭死的，没有病，肉可以吃。”“搭”是方言词，“摔”的意思。
到了放工的时候，阳队长就通知大家：“到田家湾分牛肉去。”
那时候的牛，是主产肥料的生产工具、生产数据，是小队宝贵的集体财产。
我所在的这个小队，有三十几户人家，地面广大，有9“庄”田，这“庄”是小队的一个特定术语，就是一处屋场周边的田地，大的屋场，有五、六户，小的，就是单家独户了。
这三十几户人家，家家都喂着牛。
队里的会计给我讲解这喂牛的政策：“牛的所有权是小队的，队里分配给农户喂，记喂的工分。一头牛是500个工分。”
我分析了一下：“这家家都喂一头，工分都一样，那这工分记不记是一样的啊。”
会计说：“每一户的劳力不一样啊，记了还是不同的。”
我想了一下：“是了，把分值拉低了，那劳力工分多的人就吃亏了。”
会计说：“喂牛的收益，不是在这几个喂的工分，是在喂牛以后的牛粪。一个牛圈，一年要出几百筐牛粪，一筐是10分，你算算，一年要挣多少？”
我想起冯二哥说过：“我喂这牛挣的工分，比我两爷子的还多。”
所以，社员们对喂牛都很上心。
我们在阳队长家搭伙住的时候，就看见阳队长，天一亮，就起了床，在黎明的曙色中磨刀霍霍，然后背起背架子，出门上山，吃早饭的时分，揹着几尺高的一架子青草回来，一把一把地撒到牛圈里。
我说：“这么多的青草，牛一天吃不完啊。”
队长说：“吃不完的，就在圈里沤着，就成牛粪了。”
我又想起一件事来：“那冬天没有青草了，牛吃什么呢？”
队长说：“就喂包谷梗子啊。”
洋芋和包谷播种的时候，就从这牛圈里起出牛粪来，那牛的屎尿与大量的青草、包谷梗子混合在一起，已经看不出来了，臭味也不大了，队里的人们一筐筐地把它背送到这屋场周边的田里。队长说：“我们的田，用化肥，会越用越瘦。”
小队的土地，长出了青草，小队的人们，把青草割来喂牛，牛吃了青草，把草变成肥料，为人们增加工分，为土地补充养分，这牛，它对这小队的人们、土地，也算是鞠躬尽瘁、回报丰厚了。所以，人们都歌颂“黄牛精神”了。
现在，这牛遭遇不幸，摔下高坎，死了，人们还要吃它的肉。
队里按人口平均分配，我们两个知青，分到了9斤。还是没有什么佐料，我们加了辣椒、大蒜，和着洋芋一起炖煮。
我说：“赫鲁晓夫早就说，土豆烧牛肉是共产主义，我们今天是在过共产主义了。”
因为佐料不够，这牛肉吃起来，腥气很重，我又想，这牛，活着为小队作了那么多的贡献，死了还把肉又贡献出来让小队的人民吃，我这心里就特感动啊。我放下了筷子，说：“这肉，我不想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