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家屋场”是距离保管室最近的屋场，也是一个“撮箕口”的造型，冯家兄弟两家人，各居一侧的厢房，我们要推包谷、合渣了，就到“冯家屋场”去，借用冯家兄弟的大磨、小磨，对这屋场的人，就常来常往，很熟悉了。
那哥哥叫冯治银，前面已经说了，是队里的贫协组长，一妻一女，全家3口人，女儿七、八岁的样子，家里的日子，比他弟弟好过多了。
冯组长的弟弟，队里的人叫他“冯二哥”。
冯二哥大名叫冯治玉，个子比他哥哥高大，和队长差不多，比我的1米7还高着一点，脸长鼻高，眉浓眼大，嘴阔唇厚，身壮力强，人也精明能干，能说会道，认得字，算得帐，干起活来，是一把好手，是队里的强劳力，一天工分10分，用那队里的民间语言说，是一个“力作”的人。
按说冯二哥这样“力作”的人，家境应该是很好的了，可是，他却是那时队里人称作“家大口阔”的困难户。
冯二哥的妻子，人长得秀气，说话也是细声细气的，不大强壮，在妇女劳力中都算是二等，一天的工分只有7分，还时常请病假，冯二哥隔三差五地找队长说：“今天，我屋里的月子病又发了，不能出工了。”那地方，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对外都可以被代称作“屋里”。
“力作”的冯二哥和他有“月子病”的“屋里”，很能生，结婚十多年，生育了5个儿女，这叫生不出一男半女的阳队长十分地羡慕。有一次队里歇稍，我听阳队长和冯二哥谈白，队长说：“我要是像你就好了。”冯二哥说：“好什么啊，穷得就是几张嘴，我要像你那么好过就好了。”队长说：“好过有什么用？我再想多一张嘴，也不可能啊。”旁边一个人接上了嘴，和冯二哥开玩笑说：“冯二哥，你屋里开始来的时候，又好看，又能干，怎么几年就病怏怏的了，生多了，就得病了，就是你好搞搞的。”冯二哥并不否认，还乐呵呵地顺着对方的口气说：“老天黑得早，人就睡得早，女人又长得好，你说不搞还有么子搞？”
他的大儿子12岁了，读了三年小学，“读不起了，回来挣工分吧。”冯二哥说，就在队里出工了，一天5个工分。取了一个女性化的大名，叫冯其眉，单看这名，就可以看到冯二哥的文化素养，实在不低。小名喊作“眉儿”，更加像是小姑娘了。我看着眉儿和自己一起在田间薅草挖洋芋烧火土，心中感叹：这小小的年纪，本来应该是在学校读书的呀，却被贫穷过早地压上了生活的重担，投入了艰苦的田间劳作，这是什么样的命运啊？
眉儿人虽小，心眼却不小，很喜欢和知青套交情，我两个在他家推磨的时候，他就在旁边，不停地跟我们说话，一张小嘴，叽叽喳喳，述说这队里的今昔状况，传递那各户的长短信息，如，这队是两个队合起来的，“你们住的保管室，就是原来两个队交界的地方”，上下有些不和气呀；田家的老汉解放前当过保长呀；保管的儿子有点哈呀；队长的姑娘长得好呀；其中，最叫我们瞠目结舌的，就是这“长得好”的队长姑娘要招女婿的传说了。
眉儿说：
“那个春枝，不是阳队长亲生的，是从他哥哥家过继过来的，是要招女婿上门的，阳队长在公社听说要来知青，就争着要，其实队里的人都不知道，队里也没有作准备，所以，你们来了以后，才赶着给你们在保管室装房子，他就是想在你们当中招一个上门……”
我们这些知青，从来就没有在乡下长久干下去的打算，嘴里说“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那都是说着给上边听的，是哄人的弥天大谎，都是想的早日“抽”出去，回到城市，更别说在乡下成家了，在队长家的那些日子里，春枝姑娘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我们也欣赏她那山村少女的清丽，却不曾有丝毫的非礼非分之想呀！
冯二哥也在旁边证实：“那阳西丰就是这么想的，你们在他家住了一个月，看你们没有一点意思，才放你们到保管室来的。”
这冯二哥父子的话，似真似假，我们也不知如何是好，此后，就不敢随便到队长家去了。20余年后的我，听到那一首《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的知青歌曲，就不免想起这春枝姑娘来。
冯二哥家里吃口多，还得找钱给“屋里”治病，这么几年下来，家境就困难了，年年都是欠粮款户，他一家3个人出工，挣的工分，算下来，抵不了分给他们一家7口人的口粮款，当然，这也和队里的工分分值低有关，我在那队里两年，第一年一个工分值1分7厘钱，第二年升了，一个工分值2分5厘钱。冯二哥在生产队的帐上，已经欠了400多元。那时候的400元，不是小数目，相当于4头大肥猪。
我到这队里第二年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大队书记来队里，在保管室开社员大会，大队书记姓史，圆盘大脸，身形矮胖，和个子高大、高鼻长脸的队长站在一起，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我后来看电视剧《鹿鼎记》，看到里面的胖、瘦头陀，就不免想起了史书记和阳队长。阳队长请史书记讲话，史书记就讲：“我们要贯彻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指示，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哪些是资本主义尾巴呢？像私自扩大自留地、私自开荒种药材、到红土溪搞投机倒把、该队里的钱不还，都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我们队里，欠口粮款的情况很严重，就是侵占了集体的利益，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就要割，都要在这回运动里还给队里。”这话说完，眼光就转向了冯二哥。
欠了一屁股债的冯二哥首当其冲，队里还有几家欠款户，都看着他怎样接招。
冯二哥毫不畏缩，理直气壮，见招拆招：
“大家都晓得，我是家大口阔，该队里的钱最多，可是，我现在没有还的！我吃的在肚里，穿的在身上，广椒当盐，合渣过年，住的是亮架架，披的是烂巾巾，吃的洋芋果，烤的转转火，手上是一分钱也没有，账该起，认该认还，总是要还的，就是现在没有！书记你说要退屋退财产，我那破疲烂垮的亮架架，破东烂西的旧家业，也抵不了几个钱！你早上收了我的屋，我晚上就一家七口住到你家去，要钱是一分也没有，要命是有七条！我还是年年的那句老话，老子该账儿子还，有儿穷不久，无儿久久穷，总有一天，是要把你的帐还个一清二楚!”
端的是民间语言，生动形象，声调铿锵，掷地有声，把个大队书记说的瞪眉瞪眼，哑口无言，有道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大队书记对冯二哥无计可施，再无还手之力。这队里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就此夭折。
我在旁边听着，那“广椒当盐，合渣过年”、“吃的洋芋果，烤的转转火”很是耳熟，这不就是我在城里时候听到的描写高山生活的民谣吗？他说得也有点夸张，作为一个穷农民，他家的生活确实不好，也有缺盐的时候，但是，合渣还是天天有吃的；同时，也很是佩服冯二哥的勇气，敢和大队书记怼怼，又为他担心，这个还债的诺言，什么时候他才能兑现呢？
现在的我想，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看，是这小队的允许欠口粮款的制度，才挽救了像冯二哥这样的一批困难户，使他们虽然身无分文，也能在队里分到口粮，不至于饿死，这，实在应该算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份功德啊，实际上，是集体经济的体制，强制着小队的全体成员，在经济上扶持着这些“家大口阔”的困难户，这就是公有制优越性的体现了。由此，我还联想起了我妈讲的家史：解放前两年，我奶奶拖着两个弱女，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赊借无门，濒临饿死。所以，人们才把那时候叫做“旧社会”。
大队书记在那社员大会上的讲话里说的“到红土溪搞投机倒把”的事，倒真还不是空穴来风。
我就见过冯二哥做了这么一回。
就在那次借粮后不久，冯二哥邀请我说：“明天，我们到红土溪去，你跟我去看看吧。”
我说：“去干什么啊？”
冯二哥说：“去赶场啊，买几斤包谷回来，这借的包谷吃完了，还是要自己想办法啊。”
我说：“包谷都是国家的粮管所管着的，你赶场买得到啊？”
冯二哥说：“在国家的粮管所那是买不到的， 可以到黑市上去买啊。”
我说：“现在管得这么紧，哪里还有黑市啊？”
冯二哥说：“红土溪的场上就还有，红土溪逢三、六、九开场，那场上，吃的、用的都有，就是价钱贵，比公家卖的贵好多。”
冯二哥说的这红土溪，是属于恩施县的地面，是恩施县的一个边远区。那红土溪，那时候算得是建始、恩施两县边界上的物资集散地。每逢农历的“三、六、九”日，开展集市贸易，周边的人们就前来进行买卖交易，民间的方言叫做“赶场”，意思相当于普通话的“赶集”。
我想起冯二哥的经济困难：“你去买黑市包谷，哪来的钱啊？”
冯二哥这就得意地笑了：“鱼有鱼路，虾有虾道，前几天，我在老林子里挖到了几窝天麻，晒干了，有3斤多呢，去红土溪的场上卖了，转身就买包谷。”
我这小队，海拔1800米，老高山，深山密林里的树下，常有野生的天麻生长，我看见过，一根独茎，伸出地面，高一尺上下，人的小指粗细，顶端绕着几粒花絮，状如一支麦穗，但是茎的颜色是白色，花絮是粉红色的。顺着这茎，扒开土层，就可以看到下面的块茎，状如洋芋，颜色也是白色，那就是天麻了，很值钱的中药材，供销社收购。
我说：“那你是得了泡火财喜了。”“泡火财喜”是方言，就是意外之财的意思。
第二天，我就跟着冯二哥去红土溪了。
我这小队，和恩施接界，距离红土溪街上30里。比到官店街上还要近10里路，而且路还相对平坦一些，不是到官店的那种陡上陡下的路。因此，建始伍家河西岸这边的铜钱、竹园、鱼精三坝的建始农民，时常到红土溪街上去“赶场”。
到红土溪去，要经过鱼精坝，过了鱼精坝，冯二哥说：“我们队到鱼精坝15里，再走15里，就到红土溪街上了。”
到了红土溪街上，看见这红土溪，就是和本县官店口街上一样规模的区级集镇，位置也是在高山顶部，街道也有几条，国家的单位同样是有区革命委员会、供销社、粮管所、医院等等。我对冯二哥说：“你快到供销社去把天麻卖了，来买包谷啊。”
冯二哥说：“你苕啊，供销社收购，只有3块多一斤，我们到黑市上去卖。”
冯二哥带着我到了这街上的集市，也就是“黑市”，今天逢场，这集市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端的是市场繁荣、交易兴旺。街道两边，摆着卖的东西，当真是吃的、用的都有，单看吃的，就有包谷、大米、面条、腊肉，都是眼下农民们渴求的食物。我问那些卖的人：“一斤要多少钱？”那些人分别告诉我：包谷一块、大米一块五、面条两块、腊肉十块。
我惊叹道：“比公家卖的贵了十多倍了。”那时，粮管所的包谷7分2厘一斤、大米8分1厘一斤、面条1角3分一斤，供销社的腊肉，是9角几一斤。
冯二哥说：“就是比公家门市里贵，所以这才叫黑市呀，这还是这个地方的领导没有我们那边的管得很，我们那边，谁敢这样摆到街上来喊这价啊。”
冯二哥找了一点空地，拿出块污点斑斑的白布，铺在地上，摆上几块天麻，一会儿，就有一个人来问：“多少钱一斤？”
冯二哥说：“十五块。”
那人像是一个生意人，还价道：“十块。”
冯二哥说：“十四块。”
那人说：“十一块。”
“十三块，不能再少了。”
“十二块，不能再多了。”
冯二哥同意了：“好，就十二块。”
冯二哥把口袋里的天麻都拿了出来，找旁边的一个人借了秤来称，有3斤4两。然后二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冯二哥抖着手上的钞票说：“你看，比卖给供销社，多了几倍了。我们这就买包谷去。”
这回轮到冯二哥和那卖包谷的人讨价还价了，最后讲成9角钱一斤。冯二哥买了30斤。
回来的路上，我和冯二哥讨论说：“照政策，这红土溪街上的黑市，是资本主义尾巴啊，是不允许的啊，他们那边怎么就没有人去割、去取消呢？”
冯二哥说：“这红土溪这边的政策，好像是管得松活一些，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我想：也许是那红土溪地处边僻，也许是那地方的领导睁只眼闭只眼，也许是这两县交界地方的人民有交易需求，这“黑市”居然就如此兴旺发达了。
这红土溪的黑市，我也去“投机倒把”过一回。
我爸在花坪供销社搞收购，我利用这个便利，在他的门市部，按照供销社卖的价格，8角钱一斤，买了5斤漆油，这漆油是用漆树上结的籽榨出来的油，可以当做食物油，原来打算自己吃的，吃了几回，觉得这漆油炒的菜，稍微不热了，就沾嘴巴，就不吃了，我就把这剩下的漆油，拿到了红土溪的黑市上，卖成了5元钱一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