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杨队长家的这一年，如果不计出工的劳累，那是轻松而有趣的，可惜的是，这样的好日子不能持续下去，因为，杨队长的妻子怀孕了。
杨队长对我说：“你看，我屋里人怀身大肚的，她自己都要人服侍了，不能给我们弄饭吃了，你不能在我家住了……”
我说：“是呀，那我搬出去吧。”
杨队长说：“可是，我们队里，保管室里没有多的空屋，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家户人家来来安置你。”
我发愁了：“那怎么办呢？”
杨队长说：“我给你想了一个出路……”
我说：“什么出路？”
杨队长说：“我给你另外找了一个队，已经跟坡上邻近的一队的李队长讲好了，把你转到他们队里去，他们队新修的保管室大，有空屋。”
我感激杨队长：“你这么为我着想，真是谢谢你了。”
杨队长笑笑：“你是我弄来的，不把你安顿好，我过意不去呀，再说，你还是我们杨家人呢。”
我有点担心“上面”：“那大队和公社会答应吗？”
杨队长倒不在乎：“不要紧，只要我们两个小队的队长讲好了，跟他们说一声就行啦。”
1973年春，我再一次转队，到了红星一队，住进了这队的保管室。
这红星一队，就在六队的上面坡上，海拔高了百来米，再上面就接着高山红旗大队了。
那李队长长得胖头圆脸，眯着一副如同弥勒佛一般和善的笑容，他大约与杨队长关系特好，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把我安排得很是妥贴，把保管室的一厢给了我，又派人打灶，收拾住房，那格局，就与前年我在二棚槽的保管室的住房一样了，最叫我宽慰的是，保管室修在队里的中心地带，周围都有屋场，很热闹的，不会像二棚槽那样晚上害怕。
刚好那时候，国家关怀知青，给每个知青发了100元生活补助，我就用这100元，再次置办锅盆碗盏，立灶，安家，生火，做饭，出工，收工回来，又作饭，吃饭，日复一日。
初夏日子，我站在保管室的场坝上，望着两面葱茏勃发的青山，望着对面轮廓分明的官店街口的山头，我的思绪，不由得就想起了那把我们赶出来了的家乡小城……
这时候，我眼前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喔，是鼎三啊，你不是到三三零去了的吗？”
熊鼎三解释并且安慰我：“去三三零的民工，现在都回来了，你们那年没有去成，也没有什么的，反正是都要回来的。”
我看着他那精神抖擞的样子，笑着问：“那你今天，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伍家河，到我们这竹园坝来作什么？”
熊鼎三满脸喜色：“我这是拜丈人来了。”
我有点诧异：“你在这一方找了女人？”
熊鼎三点头：“就是你这个红星一队的人，是在三三零认识的。我这就是到她家去的。”
我恍然大悟了：“我也听到队里的人讲，李队长的姑娘，找了一个城里的知青女婿，原来这知青女婿，就是你呀！那就真是扎根农村了。”
熊鼎三还是那句老话：“我本来就是官店人嘛。”
我发明的那个“下乡上门”的词汇，悄然在他的身上化为现实。
我再一次看见熊鼎三的时候，是在八年之后了。1981年，我去竹园坝学校，看到他在这个学校，他说，儿子三岁了，他从民办老师，转成了公办，他指着学校附近，百米开外的一栋新建的房屋，说：“那就是我的屋，今年才起的。”
2012年5月，我在城里的船儿岛散步的时候，见到了熊鼎三，他说，他已经退休两年了，现在，在城里买了住房，带着他的竹园坝妻子，都下城来了。我想起奶奶当年说的谚语：兔儿沿山跑，还是回老窝，感叹，这知青之路，最后都是殊途同归啊。
我没有话好说了，但是我的想法，和这鼎三却是大大的不同，我还是一门心思地想着要回城，不能在乡里弄上一根绳子给自己套着，即使那少女们的青春容貌，有时也让我怦然心动；即使那阳队长的深刻期待，有时也让我过意不去；即使那杨队长的黄色教育，有时也让我想入非非，我不能只顾眼前呀，咱知青的未来，还是要寄托在招工考学上。我下乡马上就满三年了，已经够资格报名了。
1973年8月，我在竹园公社报名，第一次投考“工农兵学员”，接着到官店区“检查身体”，区里的曹委员说：“我们的体检，是陆军标准。”我这高度近视，自然是没有份儿了。（详见第五章之《近视悲情》）
从区里垂头丧气地回来，管知青的公社副主任看着我可怜兮兮的样子，给安排了又一条路，对我说：“你这三年的表现，还是很好的，学没有考上，就回来到公社小学里去教民办吧。”这公社副主任姓刘，对我的态度，似乎比区里的委员要温馨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