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9月，我来到了公社的小学，作民办老师。还是生产队的人，那红星一队保管室的住屋，还留着让我锁上，按照公社的政策，这一队给我记一个劳力的工分，抵一个出“公差”的指标。此外，学校每月给6元补助，也可能是8元，我记不准确了。
这学校，在红旗大队9小队的地面，距离公社社部近一里路，学校的主建筑是一栋石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呈长条状，正中间是楼梯，两边各有两间教室，教室之间，是小房间，可作老师的办公室和寝室，这一排教室面前，就是操场，操场两边，又各建有一屋，一为厨房，一为厕所，也像是一个“撮箕口”的布局了。
学校6个年级，一级一班，学生大约200多，老师9名。
学校让我做四年级的班主任。这职务，开始，我作得实在是没有业绩，更坦白地说，是“搞砸了”，以至于期中考试后，学校开了一个全体老师会议，专题讨论，怎么来解决这四年级的问题。我怀着惭愧和内疚的心情，记录了老师们的发言，保存至今。这里抄录几段如下——
梅老师（教务主任）：
班上人多，纪律差，出事多，是事实，小孙初次搞这个事，主要是没有经验，值日打钟，把时间都搞迟了；还是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班上调皮的同学是少数。希望小孙要树立信心，不要灰心丧气，不要教书不育人，不要有畏难情绪，抓两头，整顿一至四个纪律差的，扶持一批表现好的，班上的工作就抓起来了；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去帮助小孙。
唐老师（资深班主任）：
大部分学生还是教好了的，是有几个没有抓好，所以班上习气搞坏了。
杨老师（校长）：
四年级是一个好搞的班，从劳动那么积极就可以看出来，就是有几个人没有注意。公社党委对小孙是信任的，小孙几年来劳动态度好，文化底子也厚，这一段时间比前一段又安心一点，还是希望要安下心来，认真其事地把这民办老师的事，当一个牛角去吹，不能走回头路啊！回生产队，是没有出路的。班上要千方百计地想方法调整。
梅老师：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在班上摸一个底，好的、差的，心中有数，才能决定下一步。
黄老师（实习老师，后进入县电视台）：
小孙老师也是才搞，没有经验，开始没有抓好，学生的脾气就搞油了。
张老师（资深班主任，后调入县实验小学）：
任何班上都有几个调皮的，四年级也不例外，为什么当前有一些混乱？以前钟老师搞的时候，身不离教室，才搞好的，现在稍微一松，就混乱了，小孙老师有些时候自己也不注意，有一回，嘴里啃着包谷托去上课，还有一回，在教室里说了句脏话，这也给学生不好的影响。
我一边记录，一边在心里暗道侥幸，幸亏那班学生，考试的分数还没有太落后，只是纪律有点差。
还有一个原因，同事们没有总结到，我自己心知肚明，自己这个近视眼，有一个戴了眼镜、怕人笑话的心理，学生们的动作，我在讲台上是视而不见的，学生掌握了我的这个软肋，他在教室里还会循规蹈矩？
这次会议后，我知耻而后勇，要挽回自己的面子呀！我戴上眼镜，走进教室。
先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前两年在红旗二队的时候，有一个叫冯其眉的，年纪和你们差不多，因为家里穷，家大口阔，只读了三年级，就回队里出工了，同学们，你们能够坐在这教室里读书，你们身在福中要知福啊，要使力读书，才对得起你们的父母啊。”
接着以退为进、自己检讨：“我是近视眼，以前，没有戴眼镜，所以，你们在下面不守纪律，做小动作，我看不到，这是我自己的问题，不怪你们了。”
再接着，就声色俱厉、强硬警告：“现在，我带了眼镜，看得清那些不守纪律的事了，以后，谁要是再在下面捣乱，我就不客气了。”
按照老师们教的那一些办法，厉行“整顿”。有一个叫陈长文的学生，虎头虎脑，精力旺盛，一双眼睛滴溜溜地转，上课的时候，在座位上乱动、讲话，我在班上宣布：“陈长文眼睛好，现在，我把他排在教室后排的位子上，当我们班维持课堂纪律的组长，如果有人上课做小动作、讲小话，就给我记下来。”这一招，把课任老师反映最大的课堂纪律整好了。
两个星期后，学生们规矩了。杨校长表示认可了：“嗯，是在当个牛角吹了。”
这次会议，也使我受益匪浅。过了八年，我在县师范正式走上教师的工作岗位，时常想起和运用这些老师们的经验之谈。
上面发言的这些老师，有两位，后来进了县城。
张老师，名必贤，调入县实验小学，在街上碰到了我，揭我的糗：你那回在教室里，和几个学生漏了嘴，说了个“淡鸡巴”，我刚巧在走廊上听到了；那晚上打扑克，追猪，你脸上贴了十几张纸条；我不好意思地辩解，没有那么夸张吧。
黄老师，名秀英，先分配到县广播站，后进入县电视台，后来我在电视台作县春晚的事，她是春晚的后勤主管，合作非常愉快。她的儿子，也在县电视台，拍摄专题片，经常找我写脚本，2018年，作了县电视台的副台长。
还有唐老师的儿子，曾经在我的四年级班上当班长，品学兼优，后来考了建始师范，再后来调到了县一中，现在，和我住的是一个教师宿舍楼，唐老师来看儿子，在场坝上碰见了我。说：我那时就知道，你会搞出名堂来的。
然而，这个“不安心”的心理，乃是我们下乡知青先天的痼疾，不是一次会议能够根除得了的。此时，三年前来竹园公社的4名知青，刘光南已是去随了父母，徐世福今年考上学走了，王应强在10月，转到了县城附近的苗坪，他离开的时候，对我说：“你也转走吧。”我说：“这学校的事，走不开呀，等这学期混出头了，明年再说吧。”剩下我一个，连个走动的地方也没有了。星期天，学校的老师们都回家去了，偌大一个学校，就我孤零零的一个人，站在那空旷的操场上，望着对面山坡顶上依稀可见的官店街口发呆，虽然现在公社里看起来对自己似乎还不错，但是，还有区里那一关啊，我想起前年那个到三三零“不放心、搞破坏”，想起今年那个“陆军标准”，心里就像是这老高山冬日的冷风吹过，一阵阵寒飕飕的，唉，咱孙家祖宗早就说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那是势在必行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