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曾经做过我班主任的县一中副校长，勉励我说：“凭你的学习成绩，以后大学是肯定考得上的。”1967年，我与同班同学展望前途，那同学推测说：“将来是红卫兵上大学呢，还是逍遥派上大学？”1973年，还在读高中的可儿疑问我：“你学习这么好，怎么推荐不上大学呢？”那一个大学的梦想，就一直在我心头萦回。
问人生，梦为何物何时圆？
知青的砥砺在深山中前行。1973年8月，国家开始实行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中专的的制度，其时，我在官店区竹园公社红星一队，算算自己作知青，已经满了3年，达到了可以报名参加的期限，于是在小队通过了贫下中农鉴定、在大队获得同意、在公社报上名，然后到区里作体检。
我所在的红星一队，距官店口30里，15里下坡走下伍家河，再15里上坡爬上官店口，去区卫生院。查视力的时候，那女医生指着5米远的视力表，一个一个地指，我根本看不清她指的是那一排的“E”字，不论她指那儿，我都只有一个答案手势，那就是往右指，反正我知道，那第一个大字母，缺口是向右的，这样总可以保证“0.1”，那医生看了我这表现，又好笑又同情，关心地问：“你这眼睛，可近得不轻哪。”我说：“那是。”医生摇了摇头，满怀怜悯的神色，在表上写下了两个“0.1”，还替我叹了一口气。
我这近视眼，是在进了初中，就开始的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年，我小学毕业，进入建始一中初中部初一（2）班。那时的县一中、是初、高中在一起的，视力检查时，还是1.2，然而一年之后，坐在第一排，就看不清黑板上的粉笔字了，这其中的原因，自然是对眼睛的摧残性使用了，如走路看书呀，昏暗的灯下看小说直到深夜呀，等等，鲁迅说：“人生读书糊涂始”，我这是“人生读书近视始”呀，大错已然铸成，近视不可逆转，我就此沦入近视眼的痛苦地狱之中。
在那个时代，我们的山区小县城还闭塞得很，那眼镜可算得上是稀有的“泊来品”。全县城戴眼镜的人，那真是屈指可数，而且还只是那些由外地分配来县城工作的老师、医生和干部才戴，土生土长的本城人，敢戴眼镜上街的，几乎没有，这似乎与山城未开化的居民，对戴眼镜的歧视性偏见有些关联，这从当时人们对戴眼镜者的称呼中，就可以听得出来。县农业局有位姓董的外地人，人们就直呼他“董眼镜”；县检察院有个姓谢的，还是副院长呢，人们背地里，把他叫作“谢瞎子”。毫无夸张地说，那时县城的人们的价值评价体系里，近视几乎是与残疾划等号的。也许正是因为这种世俗的大众性意见，就极端地扼杀了本地人们在大庭广众之中堂而皇之地戴眼镜的勇气。
在这种民间舆论中成长的不更事的少年，对眼镜的蔑视，表现得更加露骨而强烈。一中高中有个物理老师卢瓒三，后来成了一中名师的，学生们议论起来，便说道：“那个卢瞎子，蓝球打得好！”对师长尚且如此，遑论对同学？我读初二年级的那一年，班上转来了一位叫石治玉的外地同学，他当然不知道这乡风民俗的厉害，戴着一副眼镜，大模大样地走进教室，一下课，他就成了“石四眼”、“石瞎子”，就此钉在了班上同学口水的耻辱柱上，他后来迫于这个压力，取下了眼镜，可是，这“四眼”、“瞎子”的恶谥，一直伴随着他，直到他跟着父母的调动而离开县一中。
我的近视而不能戴眼镜，除了这周边环境的压力之外，也是受县城与家庭的经济落后因素的制约。那时县城里，还没有经营眼镜的商家，给我检查视力的医院眼科医师说，要拿了他们开的度数方子，到武汉去，才能配上的，那时从县城到武汉去，要先坐汽车到巴东，再从巴东坐轮船下武汉，要三天时间，路费要一百多块，相当于我爸、妈两个月的收入，家中的经济，绝对是承担不起这么侈奢的花销的。
近视了，而又没有眼镜可戴，少年的我，就只能面对一片模糊的世界了。
远处的山，远处的树，在我眼里，化成了一张张仿彷佛佛的影子，对面五步以外的人，那是绝对认不出面容，分不清是谁的，走在街上，不敢轻易与人打招呼，怕认错了人；看电影，须坐一、二排，一场下来，脖子仰得酸痛不已；看远处，总是眯着眼皮，看书、写作业、鼻子几乎贴近书本……最最要命的是，是作学生看不清黑板上的粉笔字，尽管坐在教室的头一排。看不清黑板，就弄不清这课的内容，弄不清这内容，就没有了听讲上课的兴趣，这就直接产生了两个恶果：一是在老师眼中，我成为了上课不专心的调皮捣蛋；二是老师上的课，我全然没有了印象，因为没有听讲。可是作业还是要作的呀，逼得我只好自己去看教科书，谁知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罢，“上帝给人关了一扇门，又给开了一扇窗”，这么一逼，竟然逼出了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逼出了我的自学能力，那些什么代数呀、几何的题目，我比着书上的定理、公式、例题，比着比着，居然就作出来了。因此，我的学习成绩，不降反升，给我上几何的老师，操着他那一口汉腔一惊一咋：“这伢呀，从不听讲，怎么还考得这好？”
近视眼继续伴随着我一天天长大，深刻地影响着我的人生之旅。
1968年，我趁着大串联到了武汉之机，配了眼镜，400度，这样，我就戴上眼镜，看到了清晰而明亮的世界。然而，却不敢公然戴上，怕人笑话，只是在看电影的时候拿出来用一用。
1970年，我上山下乡作知青了，在生产队里，也是不好意思戴出来，在田间劳动，都是眯着眼睛的，躲在房间里看书、写字的时候，才戴。
我在区卫生院一项项地查完身体，到区里的办公室去打听消息，那区的办公室主任板着脸说：“我们这次考大学的体检标准是陆军标准。”我一听这话，就知道自己没戏了。蔫蔫地又30里迢迢地下伍家河、回竹园坝去也。
为了使自己的眼睛达到这个“陆军标准”，我异想天开，铤而走险。那时候，乡村大力推广中草药和针灸治病，公社卫生院里那个用草药给我治过脓包的赤脚肖医生，对着我大吹大擂：“可以用针灸治好你的近视眼。”我一听，喜出望外：“好啊，那就请你给我扎针吧。”肖医生就取出一把银针来，围着我的眼睛周围，扎上了一圈，一天一次，一连扎了五天，到第六次上，也许是穴位没有找准，也许是下针过深，眼角上的那一根针取出来，眼角就肿起来，现出乌青的颜色，那肖医生也吓着了，说：“唉，你这近视，我是不敢治了。”真是迫于前途的压力、病急乱投医啊，现在，想起来就有些后怕，要是哪一针扎失手了，不堪设想。
区里招考“工农兵学员”的结果出来了，我落在孙山之外，失望伤心之余，看到同在竹园公社的一个同伴，也是近视，却怎么又考上了呢？我大惑不解，又一个孙山之外的人说：“你呀，真是个苕脑壳，人家有人就在区卫生院、在区里呀！”我一听这话，恍然大悟，原来，这“陆军标准”，也是因人而异的啊！我这就提高了思想和觉悟及认识，知道自己在这官店区，举目无亲，无依无靠，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这“陆军标准”、永无出头之日了。
从区里垂头丧气地回来，公社安排我到公社的小学，作民办老师。
我在开始干民办老师的时候，还是不好意思戴眼镜，我在讲台上面上课，学生们在下面乱说乱动，我却视而不见，那教室里的纪律就坏了，学校为我开了专题的整顿会（详见上，第一章之十三、竹园小学），弄得我大失面子，迫于这个形势，我才戴上眼镜，走进教室，厉行“整顿”，才将那班学生们弄规矩。
这一学期结束之后，我下定决心，排除万难，1974年3月，把自己转到了花坪区，咱老爸在花坪区供销社工作二十年，那可是交结广泛，大有人脉呢。
7年后，我从恩施师专毕业，回到县城，走在这小城的大街上，眼见着戴眼镜的人一天一天增多，在学校里，学生中的近视眼，年年几乎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长，近视不再是残疾人的同义词，眼镜不再是臭老九的专利品，看着大街上那么多的人们，理直气壮地戴着眼镜熙熙而来，攘攘而去，我那揹负了二十多年的近视原罪，终于得到赦免，自卑的十字架终于得以放下。
我看着我的学生、我的儿子、我的侄男侄女们，一个个都戴上了眼镜，肆无忌惮，而又笑容灿烂，那晶亮的镜片在阳光下反射着熠熠的光彩，我这心里，却又没来由地隐隐地有些惘然。
因为……
我不知道，这是近视眼们的幸福呢，还是我下一代的缺憾？
我更不知道，这是咱人体质的退化呢，还是文明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