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乡青春行》已有三篇评论谈过自序、结构与后记，今天换一个角度：这本书的语言。例子分布在全书的第一章五〈螃螃牛肉〉、第一章九〈舌战妈厂〉与第三章二〈所外「同志」〉。
这本书里最值钱的一句对白，是小队保管说的：
供销社的肉只供应同志，不会给你们供应。
初读会以为是「不予外人」。作者紧接着补了一句：「那时，农民把国家的干部职工称作『同志』。」——在那个村子里，「同志」不是称呼，是身份标签：公社干部、供销社职工、卫生院医生才算，知青不算。第三章他走出食品所大门办事，同一个词又出现一次：「我就是食品所里面走出来的『同志』了。」这个词字典上查不到，只在这一类记述里留得下来。
第三章讲生猪派购，出现一个小队自己造的管理词：
小队把这种管理方式叫做「公猪私养」，这里的「公」，是「公私」之公，不是「公母」之公。
这是全书我读到最漂亮的一句注释。「公猪」在汉语里几乎是固定搭配，读者已经先入为主；作者知道有这个坑，就在你掉进去之前把话按住。同一种自觉也用在地名上：「那官店的标志性山峰乍京岩（后来改称『照京岩』）」——一个地名的改字，他一并记下。写螃螃也一样，他不给学名，先画给你看：「状如青蛙的动物，但是身材比青蛙圆润肥胖，颜色是褐色或黄褐色。」
〈舌战妈厂〉整节都在讲由此而来的祸事。作者在母亲的车间说了一句「毛主席是说的上山下乡，不是下乡上门」，被同厂的积极分子检举为「篡改最高指示，散布反动言论」；母亲转述时说：「只怕……只怕她要揪住你这话不放了。」
这一节的好处不在冤屈（那类故事很多），而在它把「语言怎么变成罪证」的机制完整留了下来：检举者抓到的是两个词的替换（上山下乡／下乡上门），不是任何行为；审问者的第一句指控也关于词——是「篡改」，不是「反对」。作者不评论，只把辩论原样复述：他先发制人问三句，把贫宣队说服，还被拍了肩膀。荒唐是自己长出来的，作者一句感慨都没加。
第一处是引数据。第三章写交通不便，忽然插入县志引文：「1994年版《建始县志》409页载：『1978年末，有汽车74辆326吨位，其中客车6辆240个座位。』」出处齐全、数字也硬，但「74 辆汽车」「6 辆客车」对读者没有增益——只需知道「全县车少、下乡靠走」，用叙述就够。这是节奏问题，不是材料问题；引史料我本身没意见——那是偏好。
第二处不是作者的语言，是电子本的杂音：第三章的五个章题在站上不一致：「奔波花坪 · 一」之后是「（异体字）波花坪 · 二、所外『同志』」，第五节又成了「招工迷局」。这里的「同」与「局」是简繁转换留下的痕迹，不是作者的用字；一本以记录词汇见长的书，目录却混着几个不该出现的异体字，读者会误以为是作者写的。
〈螃螃牛肉〉的结尾写 2014 年跟电视台路过茅田，进馆子吃螃螃，一人 80 元。四十年前，冯二哥的妻子看着溪边那堆螃螃头，说「猪和鸡是人专门养了来吃的，螃螃是有灵性的野物，不能杀」；四十年后，餐馆老板说「现在，我们这里已经捉不到野生的螃螃了」。两句话并排放着，中间只加一句自嘲：「人就是这么一种伪善的动物啊。」——没有控诉，没有感慨生态，却最克制，也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