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所長在開展所內建設的同時，當然也沒有忘記食品所的本職工作。
其時，國家在農村實行生豬派購政策，這個政策，它的具體實施者，就是食品所，我在此後一年的工作中，實際地瞭解和認識了這一項政策。
縣裡，也就是農民口中的“上面政府”，向各公社下達收購生豬的任務指標，公社就向大隊、小隊逐層分解，派定每一個小隊要交售生豬的數量，簡稱之為“任務豬”，規定 “任務豬”的級別，毛重160斤以上為一級，140斤為二級，120斤為三級，收購價格，每斤在0.52至0.45元之間。
小隊又把這“任務豬”，分配到社員家中去喂，由小隊支付飼料糧和工分，我後來在訪查中，問過這個數量，一般是小隊自定為300斤糧食、500個工分，售後所得款歸於小隊，小隊把這種管理方式叫做“公豬私養”，這裡的“公”，是“公私”之公，不是“公母”之公；這個小隊“公豬私養”的方式，在日益深入開展的“農業學大寨，大批資本主義”的運動中，受到了上級的質疑與否定，我曾經聽到一位大隊書記這樣說：“私人餵豬喂多了，就是資本主義法權，所以，我們把私人喂的母豬，都收歸了集體，還有私人喂的羊子，也收了。”於是，很多小隊順應時勢，就辦起了集體養豬場，來喂“任務豬”。
公社為了完成這個派購任務，還製出了一項規定：小隊必須完成派購數目後，社員才可以宰殺自家餵養的年豬。
事實上，一頭120斤的“任務豬”，按照收購價，是54元，可是小隊付出的成本，已經超過這54元了，再加上農民養豬所付出的勞力，也不止500個工分的價值，從經濟學的觀點看，相當於國家對農民的一種變相的賦稅，如果說得凌厲些，就叫做“城市對農村的一種剝奪”了。
也可以說，生豬的派購，它是食品所賴以生存的國家政策基礎，正如糧食的統購統銷，是糧管所賴以生存的國家政策基礎一樣，它們都是計劃經濟政策與生產力水平限制的產物，所以，到了改革的八十年代，隨著市場經濟的興起，生豬、糧食產業的發展，國家取消了這兩項政策，食品所、糧管所這兩個官商單位，就隨之消亡了。
郭所長就說了：“我們上半年，一方面是起屋搞建設，另一方面，還要下鄉，到生產隊去，落實派購任務、檢查任務豬的飼養情況。”
郭所長安排，所內留老會計、女出納、胡師傅三個值班，其餘的人都下鄉。
下鄉的頭一天晚上，開會，郭所長講話，佈置任務：
“這次下鄉，宣傳公社的生豬派購文件，以這個文件精神為主，落實派購任務，和小隊簽訂派購合同，還要檢查小隊的集體養豬場的飼養情況，推廣大種蘿蔔、解決飼料的經驗；調查生產隊的社會存欄數，集體養了多少、社員自養多少、母豬多少、仔豬多少，都要一個隊、一個隊的去問，去統計，做到心中有數。”
然後，分配下鄉地點，一個人跑兩個大隊。
我在食品所的大門以內，是零工，那是什麼苦活、累活、髒活都要乾的，但是，這一按照郭所長的指派、走出食品所的大門、執行下鄉任務、到了貧下中農的面前的時候，那身份，就提升了，我就是食品所裡面走出來的“同志”了。那個時代，農民們把公社的幹部、公社各單位的職工，都尊稱為“同志”。
那時，全縣的交通還不發達，汽車和公路都少。汽車司機，是非常被人們巴結的職業。
1994年版《建始縣誌》409頁載：“1961年至1978年......全縣公路里程828.72公里......1978年末，有汽車74輛326噸位，其中客車6輛240個座位。”
花坪公社，只有一條過境的建官公路，渣石路面，一天只有兩輛客車，上午時候對開過境，座位緊俏，沒有短途票賣，很難搭上車，下鄉都是要步行的。但是，我覺得，在公路或山路上跋涉，比在所裡面勞動，那是輕鬆多了，還可以欣賞這高天麗日，白雲青山，野花爛漫，林鳥鳴囀，好一派高山的春夏風光。
走著看著，就找到了小隊長住的屋場了，見到了隊長了，我說：“我是公社食品所的，到你們隊來，看看你們隊裡的生豬派購和飼養情況。”那隊長滿臉是笑，將“孫同志”迎接到家裡，茶飯招待，極盡盛情，吃飽喝足，不肯收一分飯錢。然後作郭所長佈置的任務，問情況，記數目，定合同，隊長帶路，到小隊的養豬場，進豬圈看看，囑咐他們要多種幾畝蘿蔔。
一個星期過去，我的兩個大隊都走遍了，回到所裡，彙報情況。郭所長說：“我們還要彙總數據，製成報表，上報給公社和縣食品公司，你文化好，這個事，就交給你了。”
我得到這一個施展所長的機會，自然是拿出看家本領，使出渾身解數，把大家調查得來的數據，彙總整理，製出表格，然後用那時的刻印技術，在鋼板上刻出蠟紙，用油印機印出來。這麼做出來的報表，數據準確，格式整齊，字跡工整，印刷清晰；還寫了一份附後材料：“花坪公社集體養豬場發展情況彙報”，說：“花坪公社大力發展集體養豬場，狠抓種豬、欄圈、飼料基地、飼養員四大建設。”郭所長拿著，報給了公社和縣食品公司，回來時候，很高興，表揚我說：“公社和公司都說我們的報表和彙報作得好，你到底是有文化水平，我們所裡以後搞這些文字工作的事，就是你了。”
這“文字工作”，過了幾天，郭所長就跟著給我佈置了一回：“縣食品公司的侯股長來了，說縣裡要召開畜牧工作會議，要食品公司準備一份農村生產隊集體養豬場的先進典型材料，縣公司看了我們送的報表和彙報，說我們那個‘四大建設’是當前發展集體養豬事業的有效經驗，要我們還進一步總結，你就陪著侯股長，再到下面生產隊去搞調查，把這個材料寫好。”
這個事情做完，後來又下了幾次隊，我就把花坪公社的小隊，差不多都走到了，可以誇張地說：“花坪的山山水水，都印下了我的足跡了”。
這“同志”的事，到下半年，又增加了一項：到片區收購點去收購生豬。
郭所長說：“收購的旺季到了，我們要更好地為貧下中農著想，讓社員們交豬方便一些，讓他們少背一截路，我們要在下邊設點收豬。”他就在建官公路經過的兩個片區，叫做“大石板”和“李家坪”的地方，設置了臨時收購點，收上來的豬，用所裡的拖拉機運回去，時不時地派我下去搞收購。
這收購生豬，“同志”的權威更甚，手握著兩項尺度：一是收購標準，上面規定是要有120斤，但是執行中不可能頭頭都達到，一些差了幾斤的，收不收，就全是“同志”的一句話了，社員們為了把差了幾斤的豬交脫，會央求“同志”，說上許許多多的好話；二是“除食”多少，看這豬的飢飽情況、肚子大小，要扣除若干斤，這也是“同志”說了算。有了這兩項權力，那“同志”的風光與威勢，就大了去了，就是嚐到了一點點權力的滋味了。在不影響食品所利益的大前提下，我也會對那些苦苦哀求的貧下中農，動了惻隱之心，收下他的不到120斤的豬，或者除食時少扣一、兩斤，就會聽到他們的感激不盡的言語。這時候，我就從貧下中農的教育對象，變成了貧下中農的仰視上級了，我心中，就有了一種翻身農奴站起來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