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乡青春行》四十章里，写得最紧的一段不是苦，是手续。第二章第一节〈迁转之路〉讲他怎么从官店转到花坪：先要公社接收证，再要区里「同意接收」，最后由县知青办开迁转公文。父亲带他走了一圈：公社书记当场应下，大队书记掏笔写「接受证明」，区里的人看一眼就写上「同意接收」四字。
高潮不在办成，在办成之后。他写：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枚鲜红欲滴的公章，几乎是热泪盈眶、潸然涕下了。
下一句才是这书的性格：
唉，四年前，要是王前元主任大发一点慈悲，给我盖上这章，那我的知青之路，或者会是另一方天地吧？
同一枚公章，四年前不给，今天给了，于是他当场就哭。作者没替它辩护，也没控诉，只把「哭」和「四年前」并放。这一节最后写「这转队的事，就算大功告成了」——正是他这八年里最熟练的公事语气。
第二章有一条线：他每次移动，决定权都不在自己手上，而在一个从不出场的「上面」。〈黄木垭上〉他被派去替人看林药场，在那儿替张场长到区里开会，会上听到招生通知，心潮沸腾，觉得自己是全区考生中「最先知道这区里的指示的」；还亲手写自己的考生材料。结果是：
那一天是1974年8月24日，血压，将我的大学之梦，推迟了四年！
「推迟」用得很轻，代价很重：最懂办手续的人，栽在最不能办的手续上。
〈春播时节〉写插秧，是少见的「细节压倒抒情」的段落：
这么试了几次，也就勉强可以一兜一兜地插秧了，这就是把自己的手，直接作为了插的工具了。
他接着写薅秧，把同一句推到底——「插秧是用手，薅秧是用脚」——然后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收尾。问题就在这里：身体成工具的意思已经往下走了，忽然折回来念一句人人会背的唐诗，那口气散了。
另有一处我停了。插秧的队伍里有「几个年轻的姑娘和妇女……露出白嫩的小腿肚」。他写粪、写猪、写冻土都肯写难看的一面，唯独这里用观赏语气——是叙述者的眼睛，不是分秧那人的状态。
〈冬雪纷纷〉是全章最重的一节。一九七四年冬，县里号召「过革命化的春节」，不放假，全公社修路。他记下刘队长的话：
上面要搞，不搞不行，不搞走不脱，何况还是在我们小队搞，是为我们小队做好事啊。
然后他拆开这句：
我难以判断，这里面有几分是自于与自然奋斗的雄心，又有几分是慑于上面的敦促，也许，更多的是迫于生计饭碗的驱使？
问号是关键。他没替农民下定论，也没替干部认罪，只把「不敢判断」当成判断。
除夕那天他在雪地里背了一整天石头，晚上到五保户刘道财夫妇家吃年饭，他只记下「今年，有我在这里陪伴他们过年，明年、后年呢？」，接着是全节最好的一笔：正月初一，爆破声「驱散了山谷的寂静」，刘队长笑着说：
今年正月初一的炮，比往年初一放的鞭子，响亮多了！
「炮」和「鞭子」是同一种东西、不同的用途。作者一句解释也没给，让队长自己说。
第一处是收尾太快。〈迁转之路〉写他拿到户口迁移证，接着一句「这转队的事，就算大功告成了」，下一段就跳到和杨校长告别。那枚公章前面哭过一次，办成之后却没写当时什么滋味。前面铺得重，落地太轻。
第二处是《清平乐》。「去岁望路迢迢，今日看雨潇潇，且把雨霖铃曲，换个清平乐调」——意思写得清楚，但「望路迢迢／看雨潇潇」是现成的对句；他写粪、写猪那股土腥气没带进来。（不喜欢这首词是偏好，我不把偏好当评判。）
知青伙伴从武汉华中师范学院寄来的信上只有一句：
我无法分担你的痛苦，正如你无法分享我的喜悦一样。
作者读完没写感想，只写动作：「我咬紧了自己的牙关，背起了一块沉重的石头，迈开更加沉重的脚步，踏入漫漫的风雪。」写苦难常见的写法是抒情，他选择负重。这句配得上整部书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