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夢驚滅〉（站內全文）寫兩個知青從「高光時刻」掉進「學習班」。
第一句是全篇提要：「這“好”被飛來的橫禍、歷史的幽默給弄沒有了，然後，就沒有然後了。」「然後，就沒有然後了」是這十來年才流行的句式，用在一九七〇年的冬天上：事是五十多年前的，說話的人是現在的。
「好」是可驗收的，驗收權在誰手上也清楚：隊長「你們的工分，可以評10分了」，公社叫去學制種，隊長「去學習是出公差，記7天的工分」。所謂「好」是有單位的：十分工、七天工分。於是那句反問才落得下來：「咱已經鍛鍊得這麼好了，要不要去謝那個王主任一下子呢？」（系列目錄）
要我指一段寫得好的，我指講「打杵子」的那兩百字：「整個揹簍的重量，就落在這“打杵子”上了，人就可以站著歇息一下」。好在它一句抒情都沒有——整節其餘地方作者都在替自己說話，只有這裡他退到旁邊，讓一件東西自己站著。而那件東西的功能恰好是接過重量，讓人站著歇一下。這算偏好，不算評價。
鬆的地方就在它後面：「這就是全方位地學會了使用薅鋤、挖鋤、揹簍、“打杵子”等系列農具……是我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成果之二了。」四個「了」，一個「系列」，一個編號：前面剛把打杵子講具體，這一句立刻把它收進總結報告第二條。若是反諷，順手得讀者分不出；若是套話，就是真鬆。我判後者——語速跟前後不一樣，是寫慣了的句子。
縣革委的向國書來辦「學習班」，要他交代「搞打砸搶的罪行」。他答：「我就是辦報紙、寫文章，我是搞的寫、編、印，你叫我怎麼承認？」
「你寫的那些東西，都是鼓吹‘打、砸、搶’的，和你自己去‘打、砸、搶’有什麼區別？」
這是個因果問題：寫，算不算做。他答的是「我哪一篇文章是鼓吹‘打、砸、搶’的？」——那是舉證問題。對方指不出文章，這一回合他贏了；「有什麼區別」，他始終沒正面答。
「寫手」一詞，妙也在險：它把「寫」貶成手藝，於是跟「打」分開了；可手藝不需要立場，代價是他把文章交了出去——「都是按照毛主席語錄、那時的《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社論的意思寫出來的」。這區分救了他，也把作者的位置騰空了。
一九七一年夏天，他在景陽的山路上撞見向書記，退了一步：「我曾經是那個組織的成員，那個組織所犯下的錯，我也要承擔」；隨即劃回界線：「打人的賬，你去找打你的人去算」。這是全篇唯一一次認下連帶責任。場合值得記：一條山路，對面一個人，沒有記錄，也沒有「升級」的威脅。認錯的話出現在最不需要認錯的地方，比會議室裡那一整段都重。
還有個小范，只佔三行。頭一晚他說：「這姓向的，那年，我是真的抽過他幾鞭子……我明天立馬就跑路了。」第二天清早人不見了。作者說：「反正後來也沒有把他怎麼著，沒有向書記說的“什麼後果”發生」。一九七四年，小范「被推薦上了大學醫專」。這是暗門：向書記的壓力架在「不老實，就到縣裡升級」上，而小范跑了，什麼後果也沒有——威脅的力量不在後果，在於人相信它有後果。作者寫下這事實卻不往下推，這個停頓我不替他解釋。
一九八二年，他在縣委院子裡碰到已做副部長的向書記，對方說「你這筆桿子，算變紅了」。他答：「以前寫‘革命無罪’，‘農業學大寨’，現在寫‘發展經濟’，一直都是照著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話寫的」。十二年了，還是那一套：意思不是我的，我只負責寫。沒換過，因為一直有效。所以「算變紅了」他只能反駁一半：紅黑都推給上面，剩下的那支筆，無論紅黑都只是一支筆。
結尾在二〇二三年。他在縣老幹部局編照片集，在《建始縣離休幹部名錄》上看到向國書的名字：「享受待遇」是「享副縣」，備註欄裡「畫上了一個黑圈」——黑圈就是去世了。這個結尾好，好在它什麼都不給：不安慰，不痛快，也不原諒。五十多年的恩怨落在一張表格的「備註」欄。「享副縣」三個字挨著一個黑圈，誰也沒壓倒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