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案件 大悲哀》第五回开头，谭桂菊去找台办。卢主任温言软语，先给她上了一堂法律课：
「当然是真的。法律上写着，人死后的财产都叫遗产，应由法定继承人共同分配。」
要紧的是下一句，叙述者自己跳出来，把它标成假的：
卢主任玩了下小小文字游戏。
死前已赠与、死后才由受赠人收到的财产，不算遗产。那条「法律上写着」的规定，法律上其实没有这一条；「共同分配」又被读成一人一半。末了一句「这是略微懂法的人都晓得的常识」，把门槛压到最低——听不懂，是你自己的事。而谭桂菊信了。作者给她的评语只有两个字：法盲——听不出「遗产」与「受赠」差别的人，正是这段话最理想的听众。
判决只有一行：
银行存款全部判归原告。
一句站不住的话，推出一场赢了的官司。这不是疏失，而是这一回的题目：赢，靠的从来不是那套法理。卢主任把答案藏在慢悠悠那句的尾巴上：
「台办可以出证明的。」
他递过去的不是法条，是一枚公章。前者她听不懂，后者法院看得懂——所以那段话错得有恃无恐：不必她懂法，只要她递状。
谭家请的律师是「原县人大付主任，现任专职律师」董继珍。作者不说他打过什么案，只说他是
黑的能说成白，扁的能说成园的高手。
律师的本事被写成修辞本事，而委托人要的正是这个。「懂法」于是有了三种形态：懂到能把话说错（卢主任）、懂到能把话说圆（董继珍），以及谭维成——他不请律师，「请律师？没这必要吧。自己又不是说不来。花那冤枉钱！」
两边的备战是两张采购单。谭桂菊这边：猪蹄子鸡子，「这只是小零食。正餐得掏大钱。」没钱就借，付大加一的利息；一次现金一万一千元给律师。动词密：借、跑、送、请、钻、陪。
谭维成这边全是否定式：按兵不动，以逸待劳；有路子也不消跑得；「有理有据，怕么子！」两边都在算，币种不同：一边把钱当入场费，一边把理当通货。
这两段我读得最顺，也最不舒服。顺，是它把一场官司写成两份报价；不舒服，是作者让他自己把话说完——「哈哈哈。谭维成忍不住得意地嘲笑几句。」——才补一句「谭维成笑早了点」，把结局提前说了。那一声「哈哈哈」留在纸上，比判决书更难看。
要我指一处，是这两个字：
不错。
前面谭维成在家里发狠，猜「肯定是卢荣华作的药！」下一段开头就是这两个字。独立成句，无主语，没有证据，没有过程。叙述者不交代卢主任为何要帮她告，也不交代他图什么，只确认方向，笔锋一转就写卢主任怎么说话。最需要解释的地方被压成两个字；动机整片空白，事情照样成立。
松的地方在宣判那一段。作者先摆环境：国徽、法官、法警，然后收一句——
这一切的一切无不体现着法律的尊严，法庭的威权，判案的公正。
问题不在反讽，在语法。「无不体现」是双重否定，等于按着读者的头下结论。前面「精神抖擞，特意修整仪容，选配衣着」已把信心铺足，后面「银行存款全部判归原告」一落，反差自己会响。三重排比是把该由读者完成的那一步先做完了；三项里只有「肃立的法警」有效——不动，才是法庭真正的语气。
结尾的区分是全回技术上最准的一笔：
终审，意味着他栽定了，并不表明输定了。
栽是程序上的了结，输是他心里还没认——法律上的终点被改写成一个人的起点。后面「不管上省上京，他都要去告，告，告！」三个「告」排下来，已不像决心，像心跳。
我不把这一回读成对司法的控诉，也不替谭维成抱屈：判决书没说理由，作者没替他编，他也不曾反省。
说一句偏好，与评价无关：我最喜欢「提起猪头找错庙门！」全回都是公文腔与说书腔，只有这一句是纯民间的粗话，一场拜错庙的祭祀就把整串法律关系压完了。
我只剩一个问题：那个先把存单交出去、又把官司点起来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作者用两个字回答了，而那两个字，恰好什么都没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