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案件 大悲哀》是一部報告文學，第一回開篇就做了兩件在當代寫作裡罕見的事。
第一回的開頭，作者交代主人公是鄂西山區恩施州巴東縣大支坪鎮的村民，土家族，世代務農，然後直接寫出了身分證號碼與電話號碼。接著解釋為什麼要寫得這麼細：「一是表明確係真人真事。二是方便同情之人通話安慰。三是調查故事真假容易些。」
最後一句尤其有意思——後面跟了一個破折號和一串短劃線：「——萬一某領導忽然有空管這小事呢？」這一句話把整部書的處境說完了：作者知道這是一部不會有人主動讀的申訴材料，所以它必須具備「可查證性」。他寫的不是文學作品，是一份寫得像文學作品的證據。
這也是這部書最脆弱的部位。實名、真號碼、真地址，在寫作上是勇氣，在現實中是把寫作者與當事人一起放在無遮蔽處。評論者可以指出這是它的力量，也應該承認這是它的風險。
七回的回目都是對仗的：第一回「喜盈盈 長兄重義 怒衝衝 小妹寡情」，第三回「冒名頂替紅眼人起心吞鉅款 偷樑換柱黑心官施計哄小民」，第七回「問茫茫蒼天 人間公道如何討 嘆莽莽大地 神州悲…」。
章回體回目提供了一個現成的功能：它把事件先摘要一次，再展開一次。讀者看回目已經知道這一回的走向，正文要提供的就不是「什麼」，而是「如何」。用在司法冤屈這類材料上，這個體例有意外的效果——正因為結局早已寫在回目上，正文的每一句都變成在等一件事發生，懸念從「結果」轉移到「過程」。
同時，「長兄重義」「小妹寡情」「紅眼人」「黑心官」這類帶著評判的詞，也把作者的立場公開擺在前面。他沒有假裝中立。對報告文學來說，這不是缺點，是體例選擇：章回小說本來就是說書人的體裁，說書人是要下判語的。
剝掉回目與議論，第一回講的其實很簡單：一位離散四十年的兄長自海外歸鄉探親，全村轟動，人人都以為弟弟要發財了；而這位兄長只是「海外小康」，送不起大家期待的厚禮，只能為父母立一塊碑石。
「海外的人不一定個個都是錢多得用不完」——這一段的觀察相當準確，是八十年代末內地鄉村對「海外關係」想像的真實寫照。作者寫道：改革開放前，「海外關係」似瘟疫的代名詞；開放後，又成了財神的同義語。同一件事、同一批人，兩副面孔。
而這一回最要緊的一句，是兄長上墳時看到父母墳前沒有碑石，心生淒涼。接下來那一段關於碑石的議論，是整回的核心：有碑無碑、碑大碑小，成了活人地位的象徵。這句話把後面七回的悲劇種子埋好了——立碑是孝，也是體面；而體面這種東西，正是最容易被人拿去做生意的。
本文上線之前，第一回有一處明顯的編輯疏漏：關於兄長回鄉的段落出現了兩次，從「話說這譚維成有胞兄名維林」到「道不盡的悲喜情」，前後重複了一整段，且一個用繁體「書歸正傳」、一個用簡體「書歸正傳」，是文稿合併時留下的痕跡。這處已於 2026 年 9 月 18 日修掉，保留的是繁體那一份。順帶記一筆：人工編輯的站點，修正的速度本身就是一種可信度。
另一處是開頭的申訴意圖說得太早、太足。把「方便同情之人通話安慰」寫在第一回，會讓讀者在還沒進入人物之前就先被要求站隊。這些話如果挪到第七回或書末，留下的餘地會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