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家屋場”是距離保管室最近的屋場，也是一個“撮箕口”的造型，馮家兄弟兩家人，各居一側的廂房，我們要推包穀、合渣了，就到“馮家屋場”去，借用馮家兄弟的大磨、小磨，對這屋場的人，就常來常往，很熟悉了。
那哥哥叫馮治銀，前面已經說了，是隊裡的貧協組長，一妻一女，全家3口人，女兒七、八歲的樣子，家裡的日子，比他弟弟好過多了。
馮組長的弟弟，隊裡的人叫他“馮二哥”。
馮二哥大名叫馮治玉，個子比他哥哥高大，和隊長差不多，比我的1米7還高著一點，臉長鼻高，眉濃眼大，嘴闊唇厚，身壯力強，人也精明能幹，能說會道，認得字，算得帳，幹起活來，是一把好手，是隊裡的強勞力，一天工分10分，用那隊裡的民間語言說，是一個“力作”的人。
按說馮二哥這樣“力作”的人，家境應該是很好的了，可是，他卻是那時隊里人稱作“家大口闊”的困難戶。
馮二哥的妻子，人長得秀氣，說話也是細聲細氣的，不大強壯，在婦女勞力中都算是二等，一天的工分只有7分，還時常請病假，馮二哥隔三差五地找隊長說：“今天，我屋裡的月子病又發了，不能出工了。”那地方，丈夫對妻子，妻子對丈夫，對外都可以被代稱作“屋裡”。
“力作”的馮二哥和他有“月子病”的“屋裡”，很能生，結婚十多年，生育了5個兒女，這叫生不出一男半女的陽隊長十分地羨慕。有一次隊裡歇稍，我聽陽隊長和馮二哥談白，隊長說：“我要是像你就好了。”馮二哥說：“好什麼啊，窮得就是幾張嘴，我要像你那麼好過就好了。”隊長說：“好過有什麼用？我再想多一張嘴，也不可能啊。”旁邊一個人接上了嘴，和馮二哥開玩笑說：“馮二哥，你屋裡開始來的時候，又好看，又能幹，怎麼幾年就病怏怏的了，生多了，就得病了，就是你好搞搞的。”馮二哥並不否認，還樂呵呵地順著對方的口氣說：“老天黑得早，人就睡得早，女人又長得好，你說不搞還有麼子搞？”
他的大兒子12歲了，讀了三年小學，“讀不起了，回來掙工分吧。”馮二哥說，就在隊裡出工了，一天5個工分。取了一個女性化的大名，叫馮其眉，單看這名，就可以看到馮二哥的文化素養，實在不低。小名喊作“眉兒”，更加像是小姑娘了。我看著眉兒和自己一起在田間薅草挖洋芋燒火土，心中感嘆：這小小的年紀，本來應該是在學校讀書的呀，卻被貧窮過早地壓上了生活的重擔，投入了艱苦的田間勞作，這是什麼樣的命運啊？
眉兒人雖小，心眼卻不小，很喜歡和知青套交情，我兩個在他家推磨的時候，他就在旁邊，不停地跟我們說話，一張小嘴，嘰嘰喳喳，述說這隊裡的今昔狀況，傳遞那各戶的長短信息，如，這隊是兩個隊合起來的，“你們住的保管室，就是原來兩個隊交界的地方”，上下有些不和氣呀；田家的老漢解放前當過保長呀；保管的兒子有點哈呀；隊長的姑娘長得好呀；其中，最叫我們瞠目結舌的，就是這“長得好”的隊長姑娘要招女婿的傳說了。
眉兒說：
“那個春枝，不是陽隊長親生的，是從他哥哥家過繼過來的，是要招女婿上門的，陽隊長在公社聽說要來知青，就爭著要，其實隊裡的人都不知道，隊裡也沒有作準備，所以，你們來了以後，才趕著給你們在保管室裝房子，他就是想在你們當中招一個上門……”
我們這些知青，從來就沒有在鄉下長久幹下去的打算，嘴裡說“紮根農村幹一輩子革命”，那都是說著給上邊聽的，是哄人的彌天大謊，都是想的早日“抽”出去，回到城市，更別說在鄉下成家了，在隊長家的那些日子裡，春枝姑娘在我們面前晃來晃去，我們也欣賞她那山村少女的清麗，卻不曾有絲毫的非禮非分之想呀！
馮二哥也在旁邊證實：“那陽西豐就是這麼想的，你們在他家住了一個月，看你們沒有一點意思，才放你們到保管室來的。”
這馮二哥父子的話，似真似假，我們也不知如何是好，此後，就不敢隨便到隊長家去了。20餘年後的我，聽到那一首《村裡有個姑娘叫小芳》的知青歌曲，就不免想起這春枝姑娘來。
馮二哥家裡吃口多，還得找錢給“屋裡”治病，這麼幾年下來，家境就困難了，年年都是欠糧款戶，他一家3個人出工，掙的工分，算下來，抵不了分給他們一家7口人的口糧款，當然，這也和隊裡的工分分值低有關，我在那隊裡兩年，第一年一個工分值1分7釐錢，第二年升了，一個工分值2分5釐錢。馮二哥在生產隊的帳上，已經欠了400多元。那時候的400元，不是小數目，相當於4頭大肥豬。
我到這隊裡第二年的時候，有一天晚上，大隊書記來隊裡，在保管室開社員大會，大隊書記姓史，圓盤大臉，身形矮胖，和個子高大、高鼻長臉的隊長站在一起，形成一個強烈的反差，我後來看電視劇《鹿鼎記》，看到裡面的胖、瘦頭陀，就不免想起了史書記和陽隊長。陽隊長請史書記講話，史書記就講：“我們要貫徹毛主席農業學大寨的指示，割資本主義的尾巴，哪些是資本主義尾巴呢？像私自擴大自留地、私自開荒種藥材、到紅土溪搞投機倒把、該隊裡的錢不還，都是資本主義的尾巴。我們隊裡，欠口糧款的情況很嚴重，就是侵佔了集體的利益，就是資本主義的尾巴，就要割，都要在這回運動裡還給隊裡。”這話說完，眼光就轉向了馮二哥。
欠了一屁股債的馮二哥首當其衝，隊裡還有幾家欠款戶，都看著他怎樣接招。
馮二哥毫不畏縮，理直氣壯，見招拆招：
“大家都曉得，我是家大口闊，該隊裡的錢最多，可是，我現在沒有還的！我吃的在肚裡，穿的在身上，廣椒當鹽，合渣過年，住的是亮架架，披的是爛巾巾，吃的洋芋果，烤的轉轉火，手上是一分錢也沒有，賬該起，認該認還，總是要還的，就是現在沒有！書記你說要退屋退財產，我那破疲爛垮的亮架架，破東爛西的舊家業，也抵不了幾個錢！你早上收了我的屋，我晚上就一家七口住到你家去，要錢是一分也沒有，要命是有七條！我還是年年的那句老話，老子該賬兒子還，有兒窮不久，無兒久久窮，總有一天，是要把你的帳還個一清二楚!”
端的是民間語言，生動形象，聲調鏗鏘，擲地有聲，把個大隊書記說的瞪眉瞪眼，啞口無言，有道是：“光腳的不怕穿鞋的”，大隊書記對馮二哥無計可施，再無還手之力。這隊裡的“割資本主義尾巴”就此夭折。
我在旁邊聽著，那“廣椒當鹽，合渣過年”、“吃的洋芋果，烤的轉轉火”很是耳熟，這不就是我在城裡時候聽到的描寫高山生活的民謠嗎？他說得也有點誇張，作為一個窮農民，他家的生活確實不好，也有缺鹽的時候，但是，合渣還是天天有吃的；同時，也很是佩服馮二哥的勇氣，敢和大隊書記懟懟，又為他擔心，這個還債的諾言，什麼時候他才能兌現呢？
現在的我想，從社會經濟學的角度看，是這小隊的允許欠口糧款的制度，才挽救了像馮二哥這樣的一批困難戶，使他們雖然身無分文，也能在隊裡分到口糧，不至於餓死，這，實在應該算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一份功德啊，實際上，是集體經濟的體制，強制著小隊的全體成員，在經濟上扶持著這些“家大口闊”的困難戶，這就是公有制優越性的體現了。由此，我還聯想起了我媽講的家史：解放前兩年，我奶奶拖著兩個弱女，吃了上頓，沒有下頓，賒借無門，瀕臨餓死。所以，人們才把那時候叫做“舊社會”。
大隊書記在那社員大會上的講話裡說的“到紅土溪搞投機倒把”的事，倒真還不是空穴來風。
我就見過馮二哥做了這麼一回。
就在那次借糧後不久，馮二哥邀請我說：“明天，我們到紅土溪去，你跟我去看看吧。”
我說：“去幹什麼啊？”
馮二哥說：“去趕場啊，買幾斤包穀回來，這借的包穀吃完了，還是要自己想辦法啊。”
我說：“包穀都是國家的糧管所管著的，你趕場買得到啊？”
馮二哥說：“在國家的糧管所那是買不到的， 可以到黑市上去買啊。”
我說：“現在管得這麼緊，哪裡還有黑市啊？”
馮二哥說：“紅土溪的場上就還有，紅土溪逢三、六、九開場，那場上，吃的、用的都有，就是價錢貴，比公家賣的貴好多。”
馮二哥說的這紅土溪，是屬於恩施縣的地面，是恩施縣的一個邊遠區。那紅土溪，那時候算得是建始、恩施兩縣邊界上的物資集散地。每逢農曆的“三、六、九”日，開展集市貿易，周邊的人們就前來進行買賣交易，民間的方言叫做“趕場”，意思相當於普通話的“趕集”。
我想起馮二哥的經濟困難：“你去買黑市包穀，哪來的錢啊？”
馮二哥這就得意地笑了：“魚有魚路，蝦有蝦道，前幾天，我在老林子裡挖到了幾窩天麻，曬乾了，有3斤多呢，去紅土溪的場上賣了，轉身就買包穀。”
我這小隊，海拔1800米，老高山，深山密林裡的樹下，常有野生的天麻生長，我看見過，一根獨莖，伸出地面，高一尺上下，人的小指粗細，頂端繞著幾粒花絮，狀如一支麥穗，但是莖的顏色是白色，花絮是粉紅色的。順著這莖，扒開土層，就可以看到下面的塊莖，狀如洋芋，顏色也是白色，那就是天麻了，很值錢的中藥材，供銷社收購。
我說：“那你是得了泡火財喜了。”“泡火財喜”是方言，就是意外之財的意思。
第二天，我就跟著馮二哥去紅土溪了。
我這小隊，和恩施接界，距離紅土溪街上30裡。比到官店街上還要近10里路，而且路還相對平坦一些，不是到官店的那種陡上陡下的路。因此，建始伍家河西岸這邊的銅錢、竹園、魚精三壩的建始農民，時常到紅土溪街上去“趕場”。
到紅土溪去，要經過魚精壩，過了魚精壩，馮二哥說：“我們隊到魚精壩15裡，再走15裡，就到紅土溪街上了。”
到了紅土溪街上，看見這紅土溪，就是和本縣官店口街上一樣規模的區級集鎮，位置也是在高山頂部，街道也有幾條，國家的單位同樣是有區革命委員會、供銷社、糧管所、醫院等等。我對馮二哥說：“你快到供銷社去把天麻賣了，來買包穀啊。”
馮二哥說：“你苕啊，供銷社收購，只有3塊多一斤，我們到黑市上去賣。”
馮二哥帶著我到了這街上的集市，也就是“黑市”，今天逢場，這集市上，人來人往，熙熙攘攘，端的是市場繁榮、交易興旺。街道兩邊，擺著賣的東西，當真是吃的、用的都有，單看吃的，就有包穀、大米、麵條、臘肉，都是眼下農民們渴求的食物。我問那些賣的人：“一斤要多少錢？”那些人分別告訴我：包穀一塊、大米一塊五、麵條兩塊、臘肉十塊。
我驚歎道：“比公家賣的貴了十多倍了。”那時，糧管所的包穀7分2釐一斤、大米8分1釐一斤、麵條1角3分一斤，供銷社的臘肉，是9角幾一斤。
馮二哥說：“就是比公家門市裡貴，所以這才叫黑市呀，這還是這個地方的領導沒有我們那邊的管得很，我們那邊，誰敢這樣擺到街上來喊這價啊。”
馮二哥找了一點空地，拿出塊汙點斑斑的白布，鋪在地上，擺上幾塊天麻，一會兒，就有一個人來問：“多少錢一斤？”
馮二哥說：“十五塊。”
那人像是一個生意人，還價道：“十塊。”
馮二哥說：“十四塊。”
那人說：“十一塊。”
“十三塊，不能再少了。”
“十二塊，不能再多了。”
馮二哥同意了：“好，就十二塊。”
馮二哥把口袋裡的天麻都拿了出來，找旁邊的一個人借了秤來稱，有3斤4兩。然後二人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馮二哥抖著手上的鈔票說：“你看，比賣給供銷社，多了幾倍了。我們這就買包穀去。”
這回輪到馮二哥和那賣包穀的人討價還價了，最後講成9角錢一斤。馮二哥買了30斤。
回來的路上，我和馮二哥討論說：“照政策，這紅土溪街上的黑市，是資本主義尾巴啊，是不允許的啊，他們那邊怎麼就沒有人去割、去取消呢？”
馮二哥說：“這紅土溪這邊的政策，好像是管得松活一些，也不知道是怎麼搞的。”
我想：也許是那紅土溪地處邊僻，也許是那地方的領導睜隻眼閉隻眼，也許是這兩縣交界地方的人民有交易需求，這“黑市”居然就如此興旺發達了。
這紅土溪的黑市，我也去“投機倒把”過一回。
我爸在花坪供銷社搞收購，我利用這個便利，在他的門市部，按照供銷社賣的價格，8角錢一斤，買了5斤漆油，這漆油是用漆樹上結的籽榨出來的油，可以當做食物油，原來打算自己吃的，吃了幾回，覺得這漆油炒的菜，稍微不熱了，就沾嘴巴，就不吃了，我就把這剩下的漆油，拿到了紅土溪的黑市上，賣成了5元錢一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