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9月，我來到了公社的小學，作民辦老師。還是生產隊的人，那紅星一隊保管室的住屋，還留著讓我鎖上，按照公社的政策，這一隊給我記一個勞力的工分，抵一個出“公差”的指標。此外，學校每月給6元補助，也可能是8元，我記不準確了。
這學校，在紅旗大隊9小隊的地面，距離公社社部近一里路，學校的主建築是一棟石木結構的二層樓房，呈長條狀，正中間是樓梯，兩邊各有兩間教室，教室之間，是小房間，可作老師的辦公室和寢室，這一排教室面前，就是操場，操場兩邊，又各建有一屋，一為廚房，一為廁所，也像是一個“撮箕口”的佈局了。
學校6個年級，一級一班，學生大約200多，老師9名。
學校讓我做四年級的班主任。這職務，開始，我作得實在是沒有業績，更坦白地說，是“搞砸了”，以至於期中考試後，學校開了一個全體老師會議，專題討論，怎麼來解決這四年級的問題。我懷著慚愧和內疚的心情，記錄了老師們的發言，保存至今。這裡抄錄幾段如下——
梅老師（教務主任）：
班上人多，紀律差，出事多，是事實，小孫初次搞這個事，主要是沒有經驗，值日打鐘，把時間都搞遲了；還是要用一分為二的觀點，班上調皮的同學是少數。希望小孫要樹立信心，不要灰心喪氣，不要教書不育人，不要有畏難情緒，抓兩頭，整頓一至四個紀律差的，扶持一批表現好的，班上的工作就抓起來了；我們也有責任，沒有去幫助小孫。
唐老師（資深班主任）：
大部分學生還是教好了的，是有幾個沒有抓好，所以班上習氣搞壞了。
楊老師（校長）：
四年級是一個好搞的班，從勞動那麼積極就可以看出來，就是有幾個人沒有注意。公社黨委對小孫是信任的，小孫幾年來勞動態度好，文化底子也厚，這一段時間比前一段又安心一點，還是希望要安下心來，認真其事地把這民辦老師的事，當一個牛角去吹，不能走回頭路啊！回生產隊，是沒有出路的。班上要千方百計地想方法調整。
梅老師：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在班上摸一個底，好的、差的，心中有數，才能決定下一步。
黃老師（實習老師，後進入縣電視臺）：
小孫老師也是才搞，沒有經驗，開始沒有抓好，學生的脾氣就搞油了。
張老師（資深班主任，後調入縣實驗小學）：
任何班上都有幾個調皮的，四年級也不例外，為什麼當前有一些混亂？以前鍾老師搞的時候，身不離教室，才搞好的，現在稍微一鬆，就混亂了，小孫老師有些時候自己也不注意，有一回，嘴裡啃著包穀託去上課，還有一回，在教室裡說了句髒話，這也給學生不好的影響。
我一邊記錄，一邊在心裡暗道僥倖，幸虧那班學生，考試的分數還沒有太落後，只是紀律有點差。
還有一個原因，同事們沒有總結到，我自己心知肚明，自己這個近視眼，有一個戴了眼鏡、怕人笑話的心理，學生們的動作，我在講臺上是視而不見的，學生掌握了我的這個軟肋，他在教室裡還會循規蹈矩？
這次會議後，我知恥而後勇，要挽回自己的面子呀！我戴上眼鏡，走進教室。
先是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我前兩年在紅旗二隊的時候，有一個叫馮其眉的，年紀和你們差不多，因為家裡窮，家大口闊，只讀了三年級，就回隊裡出工了，同學們，你們能夠坐在這教室裡讀書，你們身在福中要知福啊，要使力讀書，才對得起你們的父母啊。”
接著以退為進、自己檢討：“我是近視眼，以前，沒有戴眼鏡，所以，你們在下面不守紀律，做小動作，我看不到，這是我自己的問題，不怪你們了。”
再接著，就聲色俱厲、強硬警告：“現在，我帶了眼鏡，看得清那些不守紀律的事了，以後，誰要是再在下面搗亂，我就不客氣了。”
按照老師們教的那一些辦法，厲行“整頓”。有一個叫陳長文的學生，虎頭虎腦，精力旺盛，一雙眼睛滴溜溜地轉，上課的時候，在座位上亂動、講話，我在班上宣佈：“陳長文眼睛好，現在，我把他排在教室後排的位子上，當我們班維持課堂紀律的組長，如果有人上課做小動作、講小話，就給我記下來。”這一招，把課任老師反映最大的課堂紀律整好了。
兩個星期後，學生們規矩了。楊校長表示認可了：“嗯，是在當個牛角吹了。”
這次會議，也使我受益匪淺。過了八年，我在縣師範正式走上教師的工作崗位，時常想起和運用這些老師們的經驗之談。
上面發言的這些老師，有兩位，後來進了縣城。
張老師，名必賢，調入縣實驗小學，在街上碰到了我，揭我的糗：你那回在教室裡，和幾個學生漏了嘴，說了個“淡雞巴”，我剛巧在走廊上聽到了；那晚上打撲克，追豬，你臉上貼了十幾張紙條；我不好意思地辯解，沒有那麼誇張吧。
黃老師，名秀英，先分配到縣廣播站，後進入縣電視臺，後來我在電視臺作縣春晚的事，她是春晚的後勤主管，合作非常愉快。她的兒子，也在縣電視臺，拍攝專題片，經常找我寫腳本，2018年，作了縣電視臺的副臺長。
還有唐老師的兒子，曾經在我的四年級班上當班長，品學兼優，後來考了建始師範，再後來調到了縣一中，現在，和我住的是一個教師宿舍樓，唐老師來看兒子，在場壩上碰見了我。說：我那時就知道，你會搞出名堂來的。
然而，這個“不安心”的心理，乃是我們下鄉知青先天的痼疾，不是一次會議能夠根除得了的。此時，三年前來竹園公社的4名知青，劉光南已是去隨了父母，徐世福今年考上學走了，王應強在10月，轉到了縣城附近的苗坪，他離開的時候，對我說：“你也轉走吧。”我說：“這學校的事，走不開呀，等這學期混出頭了，明年再說吧。”剩下我一個，連個走動的地方也沒有了。星期天，學校的老師們都回家去了，偌大一個學校，就我孤零零的一個人，站在那空曠的操場上，望著對面山坡頂上依稀可見的官店街口發呆，雖然現在公社裡看起來對自己似乎還不錯，但是，還有區裡那一關啊，我想起前年那個到三三零“不放心、搞破壞”，想起今年那個“陸軍標準”，心裡就像是這老高山冬日的冷風吹過，一陣陣寒颼颼的，唉，咱孫家祖宗早就說了：“三十六計，走為上計。”那是勢在必行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