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楊隊長家的這一年，如果不計出工的勞累，那是輕鬆而有趣的，可惜的是，這樣的好日子不能持續下去，因為，楊隊長的妻子懷孕了。
楊隊長對我說：“你看，我屋裡人懷身大肚的，她自己都要人服侍了，不能給我們弄飯吃了，你不能在我家住了……”
我說：“是呀，那我搬出去吧。”
楊隊長說：“可是，我們隊裡，保管室裡沒有多的空屋，一時也找不到合適的家戶人家來來安置你。”
我發愁了：“那怎麼辦呢？”
楊隊長說：“我給你想了一個出路……”
我說：“什麼出路？”
楊隊長說：“我給你另外找了一個隊，已經跟坡上鄰近的一隊的李隊長講好了，把你轉到他們隊裡去，他們隊新修的保管室大，有空屋。”
我感激楊隊長：“你這麼為我著想，真是謝謝你了。”
楊隊長笑笑：“你是我弄來的，不把你安頓好，我過意不去呀，再說，你還是我們楊家人呢。”
我有點擔心“上面”：“那大隊和公社會答應嗎？”
楊隊長倒不在乎：“不要緊，只要我們兩個小隊的隊長講好了，跟他們說一聲就行啦。”
1973年春，我再一次轉隊，到了紅星一隊，住進了這隊的保管室。
這紅星一隊，就在六隊的上面坡上，海拔高了百來米，再上面就接著高山紅旗大隊了。
那李隊長長得胖頭圓臉，眯著一副如同彌勒佛一般和善的笑容，他大約與楊隊長關係特好，受人之託，忠人之事，把我安排得很是妥貼，把保管室的一廂給了我，又派人打灶，收拾住房，那格局，就與前年我在二棚槽的保管室的住房一樣了，最叫我寬慰的是，保管室修在隊裡的中心地帶，周圍都有屋場，很熱鬧的，不會像二棚槽那樣晚上害怕。
剛好那時候，國家關懷知青，給每個知青發了100元生活補助，我就用這100元，再次置辦鍋盆碗盞，立灶，安家，生火，做飯，出工，收工回來，又作飯，吃飯，日復一日。
初夏日子，我站在保管室的場壩上，望著兩面蔥蘢勃發的青山，望著對面輪廓分明的官店街口的山頭，我的思緒，不由得就想起了那把我們趕出來了的家鄉小城……
這時候，我眼前出現了一個熟悉的身影。
“喔，是鼎三啊，你不是到三三零去了的嗎？”
熊鼎三解釋並且安慰我：“去三三零的民工，現在都回來了，你們那年沒有去成，也沒有什麼的，反正是都要回來的。”
我看著他那精神抖擻的樣子，笑著問：“那你今天，雄赳赳，氣昂昂，跨過伍家河，到我們這竹園壩來作什麼？”
熊鼎三滿臉喜色：“我這是拜丈人來了。”
我有點詫異：“你在這一方找了女人？”
熊鼎三點頭：“就是你這個紅星一隊的人，是在三三零認識的。我這就是到她家去的。”
我恍然大悟了：“我也聽到隊裡的人講，李隊長的姑娘，找了一個城裡的知青女婿，原來這知青女婿，就是你呀！那就真是紮根農村了。”
熊鼎三還是那句老話：“我本來就是官店人嘛。”
我發明的那個“下鄉上門”的詞彙，悄然在他的身上化為現實。
我再一次看見熊鼎三的時候，是在八年之後了。1981年，我去竹園壩學校，看到他在這個學校，他說，兒子三歲了，他從民辦老師，轉成了公辦，他指著學校附近，百米開外的一棟新建的房屋，說：“那就是我的屋，今年才起的。”
2012年5月，我在城裡的船兒島散步的時候，見到了熊鼎三，他說，他已經退休兩年了，現在，在城裡買了住房，帶著他的竹園壩妻子，都下城來了。我想起奶奶當年說的諺語：兔兒沿山跑，還是回老窩，感嘆，這知青之路，最後都是殊途同歸啊。
我沒有話好說了，但是我的想法，和這鼎三卻是大大的不同，我還是一門心思地想著要回城，不能在鄉里弄上一根繩子給自己套著，即使那少女們的青春容貌，有時也讓我怦然心動；即使那陽隊長的深刻期待，有時也讓我過意不去；即使那楊隊長的黃色教育，有時也讓我想入非非，我不能只顧眼前呀，咱知青的未來，還是要寄託在招工考學上。我下鄉馬上就滿三年了，已經夠資格報名了。
1973年8月，我在竹園公社報名，第一次投考“工農兵學員”，接著到官店區“檢查身體”，區裡的曹委員說：“我們的體檢，是陸軍標準。”我這高度近視，自然是沒有份兒了。（詳見第五章之《近視悲情》）
從區裡垂頭喪氣地回來，管知青的公社副主任看著我可憐兮兮的樣子，給安排了又一條路，對我說：“你這三年的表現，還是很好的，學沒有考上，就回來到公社小學裡去教民辦吧。”這公社副主任姓劉，對我的態度，似乎比區裡的委員要溫馨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