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鄉青春行》第四十章末尾有一篇後記,不到一千字,卻做了一件在紀實作品裡很少見的事:作者主動懷疑自己寫作的意義。
後記先引索爾仁尼琴的諾貝爾獎致辭:「我們都會死去,而文學不朽。」接著立刻引契訶夫:世界上有大狗也有小狗,小狗不應該因為大狗的存在而慌亂不安,所有的狗都要叫,小狗也要叫——按上帝給的嗓子叫好了。
這兩句放在一起,其實是矛盾的。索爾仁尼琴說的是「文學」這個整體不朽;契訶夫說的是「你只管自己叫」。前者是關於永恆的大命題,後者是關於姿態的小辯護。作者顯然也意識到了,所以他把自己歸入後者:「我一介草根寫手,自是不能望其項背。」——這不是客套,是整篇後記真正的立足點。
後記裡最值得讀的一步是:作者回頭拆掉自序裡說過的話。
自序說要「定格成永恆」。後記接著列舉古人對不朽的執念——《左傳·襄公二十四年》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然後話鋒一轉,提到劉慈欣的《三體》:「一切都會逝去,而死神永生。」
於是作者承認,先前說的「定格成永恆」,不過是「一句空話、痴心妄想」,因為宇宙最後都要歸結到「死神永生」。
這麼說起來,我在前面「自序」說的「定格成永恆」,就又是一句空話、痴心妄想了。
在紀實寫作裡,這種自我拆解非常罕見。多數作品在結尾會把意義拔高;這部書在結尾把意義往下壓。作者把自己從「立言不朽」的隊列裡摘出來,只保留一個更小的要求:這些故事「非常確鑿真實,絕無虛構偽假,頗可以微補於野史」。
這句話才是全書真正的自我定位。不是文學上的不朽,是史料上的補充——「微補於野史」。野史是相對正史而言的;一個底層青年八年的勞作、遷徙、苟且,在正史裡不會有位置,只能進野史。作者知道自己在給誰寫。
代價是洩氣。讀者辛辛苦苦跟了四十章,最後被告知作者自己都覺得可能「朽了」——情緒上會有一個落空。
收穫是真實。恰恰因為他不肯替自己加冕,前面那四十章的「確鑿」才顯得可信。一個在結尾宣稱要「定格永恆」的作者,讀者會懷疑他在美化;一個在結尾說「可能什麼都留不下,但這些都是真的」的作者,讀者反而願意相信他前面沒編。
如果說這篇後記有一處可以更好,是它把「索氏」「契訶夫」「劉慈欣」三個人名連得太緊,思路跳得快了些——從十九世紀的俄國跳到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科幻,中間少了一句過渡。但那也可能是這篇文章最真實的地方:一個人在深夜想「寫這些到底有沒有用」的時候,念頭本來就是這樣亂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