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歲月，是從1970年6月30日那一天開始的，那一天，我20又半歲。
清晨，6點多的時候，在縣城的汽車站裡，緊鑼密鼓，人聲喧嚷，把這個小車站，弄得個千頭攢動，熱鬧非凡。一幅“歡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大字橫標，點明瞭這一片熱鬧場面的主題，相干的人們：下鄉的知青和他們的親人，不相干的人們：“歡送”的群眾和組織“歡送”的領導，糾集、混雜在這面積大約三個籃球場那麼大的停車場上，鑼鼓不住地敲擊聲中，時而混進一聲汽車喇叭的尖叫，鐵錘一樣地砸過我的耳畔，直到心頭。
這一次的知青下鄉，把縣城的初、高中畢業學生一網打盡，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數，只知道今天早晨，每一輛開往各個區鎮的客車裡，都載有下鄉到那個區的知青。
我把自己的行李：一套鋪蓋、一隻木箱，搬上車頂的行李架，下來走進車廂，找到自己的座位，就到了開車的時候了。7點，在一片震耳驚心的鑼鼓聲中，客車相繼駛出了車站的大門，我從車窗裡望出去，看見爸和媽的身影，淹沒在一排知青父母的隊伍中，他們是不是流淚了，我不能看見，我是近視，沒有戴眼鏡。
載著我的客車駛出了縣城，登上城東邊山上的玉峰口，我從車窗口裡望著山下哺育自己長大的縣城，初升的太陽照著它，漸漸地在眼簾裡消失，耳邊迴響起老媽的飽含希望的叮囑：“好好表現，過兩年，早點抽回來。”“表現”和“抽”是那個時代知青界的特定術語，“表現”是指在農村努力勞動，得到貧下中農的好評，“抽”是指被招工、錄取大學或中專，恢復城鎮戶口，這兩個詞語，代表著知青們全部的生活與追求。
我沒有預料到，自己所向往的“抽回來”，已經是八年之後了。
我們的去向是官店區。在知青們的眼裡，那地方，就是遠、冷、苦、窮的代名詞。說遠，它位於縣域的南端，距離縣城公路135公里，走小路是180市裡，此後的日子，為了省下那4元5角的縣城至官店的汽車票，我用自己的雙腳一次次走過，一步步丈量過，親身體驗過這數據的漫長；說冷，是建始的老高山，最高海拔達1800米，10月就下雪了；苦、窮更是自古流傳，人所周知，城裡人口口相傳的民謠：“廣椒當鹽，合渣過年”、“吃的洋芋果，烤的轉轉火”，就是說的這老高山。武漢知青說：恩施是湖北的西伯利亞，建始知青說：官店是建始的南伯利亞。
要把縣城的縣一中“老三屆”高中畢業生，下到建始的南伯利亞去，這是縣“知青辦”在一年前就堅如磐石、巋然不動的既定方針。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發出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指示，隨後，縣裡成立了“知識青年辦公室”，簡稱“知青辦”，辦理組織縣城知青 “上山下鄉”的事務，同時兼管接收武漢知青。
公元2018年。
230餘名當年的武漢知識青年，在建始舉辦“紀念武漢建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50週年盛典”，其時，我在縣新聞中心《茨泉》雜誌做編輯，以記者的身份，採寫了他們的活動，寫了一篇新聞稿：《230餘名武漢知識青年重返金建始，共圓大山夢》，刊發於4月23日《建始網》。
“重返金建始，共圓大山夢”，一代知青，回到第二故鄉金建始，相聚在曾經的家園，回顧青春、共敘友情、還願夢想。
4月22日，230餘名當年的武漢知識青年，在建始舉辦“紀念武漢建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50週年盛典”。
半個世紀前的1968年12月，武漢市青山區一冶一中、紅衛五中、武鋼三中、武鋼四中、武鋼五中、武東中學、青山中學等七所學校的600餘名學生，來到建始縣，奔赴建始各地下鄉插隊。其後，有100多人被招工進廠，在縣化肥廠、機械廠、鋼鐵廠、水泥廠、印刷廠等廠，為縣五小工業建設發展奉獻青春，併成為各條戰線各個領城的中堅力量，其中不乏縣領導、廠礦部門負責人、勞動模範、技術能手、優秀教師，還湧現出知靑楷模、捨己救人英雄陳安平。他們深愛這片土地，在建始奉獻了青春，紮根山區，現在仍留在建始的有30餘人。
4月22日，上午9.00至11.00時，他們在茨泉賓館舉辦了座談會。
知青首席代表張補厚在講話時說：“建始山水要多美有多美，大山以她博大的胸懷，留下我們青春的腳印，汗水和收穫，清江以她美麗的嬌顏敘說著我們的愛情故事。大山的父老鄉親們質樸勤勞和對我們的關愛令人難以忘懷，這一切都匯成了一個共同的期盼，共圓大山小康夢。”
武漢市青山區各學校知青代表相繼發言。
下鄉龍坪的趙抗美說:“通過這五十年的發展，今天的建始，已今非昔比。”
下鄉高坪的代表李永昌說：“對失去的歲月，我們無怨無悔。”
下鄉景陽的薛萬智說：“感謝當年各級地方政府領導和廣大貧下中農的熱忱關心和無私照顧。面對未來，讓我們共同努力發揮餘熱，促進鄂西產業發展和精準扶貧奔小康，早日實現中國夢，共同迎接建始更加美好的明天。”
晚上，歐亞達廣場禮堂流光溢彩，大家在這裡舉行了“武漢知青年上山下鄉50週年相聚建始文藝晚會”。當年的武漢知青，與建始的有關文藝團體，演出了26個精彩的節目，在“難忘今宵”的歌聲中，紀念活動圓滿結束。
這次五十年相聚和慶典紀念活動，由“下鄉建始武漢知青聯誼會”自發籌備。帶著滄桑，他們從歲月中走來；向著未來，他們幸福滿懷。第二故鄉，有他們最難忘的知青歲月、青春年華和知青精神，這不僅是一代知青人為自己的點贊，同時，對推動建始旅遊業也有著重要意義。
1969年2月，我拿著高中畢業證，回到戶口所在的朝陽街，正式地成為了知青，次月，街道革委會，召開了本街道的初、高中畢業生會議，街道革命委員會的主任唐顯德，在會上宣佈知青下鄉的政策和去向，說：“老三屆高中生，到官店去。”
我回到家裡，全家商議這個嚴峻的問題，討論怎麼樣避開這個惡劣的方向，不約而同地想到了要去鑽“投親靠友”這個政策的空子。
爸說：“到花坪去吧，我去找一個熟識的生產隊。”
爸自年輕時候就到花坪區供銷合作社去工作，自然是認得幾個農民朋友。
媽撇了一下嘴：“你那還不是高山？你在高山搞了一輩子，還沒有搞夠？現在又想把兒子弄去？”
爸爭辯：“總近了一多半嘛，何況人又還熟。”
媽還想找近點的地方：“我那個七里坪的麼爸的女婿，在茅田區當書記，找鄭書記去幫忙吧。” 鄭書記是媽媽的堂妹的丈夫，算起來，我要稱他為“姨爹”。
媽提到七里坪，奶奶的主意出來了：“兔兒沿山跑，還是歸舊窩，我們老家就在七里坪，七里坪去吧。”奶奶雖然不識字，卻很會說幾句民間諺語。
爸擔心：“那當然是好了，可是隻怕那裡擠不進去。”
媽幻想：“不至於吧，我們就是那裡出來的啊！”
奶奶的想法更簡單，老年人的天真啊：“就是呀，我們還有土改證呢，上面還是寫的他的名字呢，還是縣長髮的呢，騙人要有個本本，我們有本本，騙也要騙進去！”
我的奶奶之所以這麼有底氣，是因為她還真有一張“湖北省建始縣土地房產所有證”，奶奶解放前是七里坪的農民，1949年才跟著女兒、女婿進城，七里坪搞土改的時候，奶奶去鄉政府，申說了自己的身份，就分到了六畝地，弄來了這土地證，上面說道——
依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二十七條“保護農民已得土地所有權”暨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條“土地改革完成後由人民政府發給土地所有證”之規定，確定本戶全家本貳人所有土地共計可耕地段（坵）六畝壹分六釐 毫......均作為本戶人家本二人私有產業，有耕種居住典賣轉讓贈與出租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特給此證。
縣長 黃信濤
一九五叄年叄月 日發
編號“建土字第四九六五號”，它的所有者是:“第 城鄉區七里鄉 村居民孫黃氏、孫國林”。
孫黃氏就是我的外祖母，我喊她“奶奶”。
爸是清醒而悲觀：“只怕是難得很。”
奶奶主張去試試：“作不到官有秀才，討不到米有口袋，我們去找他們說說看。”
這一次家庭會議，就是我後來8年的鄉下歷程的規劃與徵兆了。
第二天，我媽就到那七里坪的老家去說了，下午回來，沮喪地彙報：“那個隊長說，我們這生產隊人多田少，不能添人了。”
奶奶還是把那土改證當做一個寶：“那土改證呢， 還是縣長髮的呢，他們也不認了？真的是縣官不如現管了？”
媽苦笑：“您就莫提那個土改證了，他們說，現在是什麼時候了，土改證早就作廢了！”
奶奶無奈了：“那怎麼辦呢？東方不亮西方亮，再找鄭書記去？”
爸也用了一句諺語：“求人不如求己，還是我在花坪去想辦法吧。”
一星期後，爸拿回來一張“接收證”，上面寫道：“經我隊隊委會、貧下中農協會研究，接收知識青年孫國林到我隊投親靠友、插隊落戶。”
下面的落款是：花坪區西湖公社一大隊第九小隊。
紅彤彤地蓋著兩枚私章，那是小隊隊長和貧下中農協會組長的，三枚公章，那是大隊、公社和區革命委員會的。
我把這“接收證”給街道的唐主任看，請求道：“我下到花坪去吧。”
唐主任一個排球推了過來：“你這事情，我們街道沒有權力作主，你找縣裡的知青辦去說。”
我揣著這寶貝“接受證”，前往縣知青辦。
縣知青辦設在縣革委會對面的一棟三層樓房裡，我走進三樓的主任辦公室，先申請：“我想去投親靠友，行不行？”
縣知青辦的主任叫王前元，以前是城關鎮的書記，現在，由他來主宰縣城知青的去向與命運，那是縣官再加現管、熟門更為熟路。
王主任的臉上，綻出了花一般的笑容：“是有這個政策啊，你想投到哪裡去？”
我投石問路：“我的老家就在七里坪，我到七里坪去投親靠友吧。”
王主任的笑容帶上了刺:“七里坪就在城邊上，那還叫什麼上山下鄉?”
我還想和主任爭辯政策：“七里坪那是農村戶口啊，怎麼不叫上山下鄉？”
王主任說漏了嘴：“什麼叫下鄉？就是要把你們下到遠處去，你想得倒是好，就在城邊邊上矇混過關了？”
我就明白了，這“上山下鄉”的解釋權是在王主任嘴裡，自己沒有資格和他理論，我也料到王主任是不會同意自己到這麼近的地方的，也只是先漫天要價，用的是魯迅著作裡傳授的“想要開窗，先說掀屋頂”的法門，何況，我也沒有弄到七里坪的接收證，是在唱諸葛丞相的“空城計”。
我掏出那張蓋著三個公章的寶貝：“那我到花坪去，總可以了吧？”
主任接過那張紙片，瞪著眼睛細看，就看出了破綻：“這個生產隊裡，哪個是你的親戚?”
我張口結舌了：“這，這個親戚，是，是……”
主任得意了：“是沒有親戚吧？沒有真正的親戚，不行！”
我抓住一根稻草掙扎：“還有靠友哇，是我爸爸的朋友啊。”
王主任斬釘截鐵：“不行！投親靠友，一定要有親！”
我一家沒有料到，“投親靠友”的解釋權也是在這王主任的知青辦手裡，他還有這麼一條補充政策，要是早知道，就在那個隊認一個什麼七姑八大姨，不就堵住王主任的嘴了？唉，還是認識不夠、準備不足啊。
也怪自己太老實，沒有編造謊言的天才與急智，要是我當時就撒上一個謊，就說那隊裡有一個姓蔣的，是我老爸的遠房兄弟，那王主任還有什麼話說？他又不能去調查核實。
魯迅著作裡的法門也沒有奏效，這個到花坪投親靠友的“窗”，大權在握的主任不給開。
我有些憤憤然：“我說到七里坪，您說不是下鄉，到花坪，您又說不是親戚，那不是擺明瞭，要逼我非到官店去不可？”
主任正氣凜然：“你這話，就說得不對了，是縣裡的決定，怎麼能說是逼呢？官店是遠一點，可是遠得過人家武漢知青嗎？官店是苦一些，那正好是鍛鍊你們呀，你將來鍛鍊好了，你還要來謝我呢。”
我不肯認輸，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向王主任叫板：“官店我是不去的，你不同意我到花坪，這回我就不下！”
王主任聲色俱厲了：“這是縣裡的決定，你想抗拒？你這回不去，還有下一回，總有一天，你還是要去的!”
以後的歷史驗證著王主任的凌厲，這知青辦要把這一批“老三屆”的高中生下到“建始的南伯利亞”的決心，是鐵腕的，是不可動搖的。我年輕氣盛，不省世事，沒有清醒地認識到這知青辦主任的強硬和冷血，還在幻想著，自己有花坪生產隊的“接收證”，你這回不答應，也許下一回就同意了，那就拖著吧，下一回再來和他講價錢吧。
街道上唐主任催我去派出所下戶口、辦手續，我還是那耍賴式的抗拒：“不同意我到花坪，這回我就不下！”
唐主任看穿了我的伎倆，警告我道：“你想賴，是賴不過去的，這回去，離官店街上只有三里路，那捱到下一回呀，只怕是弄得還要遠呢，不信，你就挨著吧。”
我對唐主任的警告置若罔聞，唐主任一時也使不出什麼強硬的手段來，這一次要我下鄉的事兒就不了了之。城裡的大多數高中生，也和我一樣，懷著對官店的恐懼心思，採取了捱得一時是一時的對策，所以，這第一次下到官店的，就只有3名，他們的名字是：熊鼎三、李世平、匡安鏞。
1969年的3月，桃花盛開的時候，我幾個賴著不下的，去汽車站送別他們三個。
熊鼎三認命：“我沒有什麼辦法，我的老家就在官店。”
李世平悲觀：“我們搞不贏知青辦的，自古民不與官鬥啊。”
匡安鏞預言：“明年這時候，我們到官店街上迎接你們。”
望著他們乘坐的客車後面，噴出一股股青煙，駛出車站，我的眼前，一片茫然，心頭充滿了不祥的預感。
此後一年的縣城的下鄉運動，完全地在主任們意願的軌道上運行，而證明著三位先行者的英明與我們抗拒者的愚蠢。
我作為朝陽街的居民，在街道上無所事事，遊手好閒。一年以後，一場劇烈的風暴，降臨到了頭上。
1970年，就在我們五一節登過煙墩山後一個月，6月初，一個晴朗的夏日，唐主任通知我：“城關鎮派來了一位駐街幹部，今天，他要召集你們幾個學生去街道革命委員會開會。”
唐主任們的強硬手段終於使出來了。
那幹部叫向澤益，威風凜凜地向參加這個會議的7名學生宣佈：“朝陽街‘一打三反’重點人員學習班，現在開始！”
接著，他就莊嚴而虔誠地宣讀上面發下來的開展“一打三反”運動的紅頭文件。
《建始縣誌（1994年版）》26頁載：“1970年1至12月底，縣開展‘一打三反’運動（打擊現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反貪汙盜竊、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
向同志在上邊宣讀文件的時候，我在下邊就想啊：這 “一打三反”怎麼就“打”“反”到了我們這幾個初、高中畢業生頭上了呢？我們和“一打三反”要“打”“反”的那些事兒沾不上邊呀!
可是，向幹部說沾得上：
“叫你們來辦這個學習班，沒有冤枉你們，你們都是重點人員，你們一要揭發‘牛鬼蛇神的總代表’的反革命罪行；二要交代自己在文化革命中‘打、砸、搶’的錯誤；三要檢查去年對抗毛主席上山下鄉革命路線的行為！”
原來，他在這兒等著我們呢!這真是比竇娥還冤啊，跳到黃河洗不清了！
向同志的語氣越來越嚴厲，我們離“反革命”的待遇就越來越近了：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你們必須老老實實地交待!要是態度頑固，就升級，送你到城關鎮、到縣裡的學習班去！再升級，就是看守所了。”
我自然是害怕“升級”的，只好“老老實實地交待”了。
我這樣“交待”說：
“搞文化革命的時候，我和那個什麼‘總代表’沒有往來，不知道他的事情，我沒有去搞過武鬥，我的錯誤，就是有兩條，一是辦紅衛兵小報、寫文化革命的文章，二是去年不願意上山下鄉……”
向同志看了我的“交待”，指著上面開列的一串文章標題教訓我：“你寫的這些東西，真是、真是反動啊，你說你沒有搞打、砸、搶，可是你寫的，比打、砸、搶還惡毒！”
我聽了這一番教訓，心裡鬆了一口氣，向同志總算是認可了我“沒有打、砸、搶”，也不要我揭發什麼人了，我不敢頂撞，順著他的意思，連連認錯：“那是，那是，那些文章確實惡毒。”
向同志接著指向第三條：“那去年對抗上山下鄉的事，你是怎麼認識的？”
我知道申辯是沒有用的，只能一疊連聲承認錯誤：“我們錯了、確實錯了.....”
向同志乘勝追擊：“那你們怎樣用實際行動來改正？”
我還是一疊連聲地答應：“就下，就下。”
向同志亮出底牌：“那官店去不去？”
我明白，再不能抗拒了，絕望地回了一個字：“去。”
10天之後，就在這學習班結束的時候，我們都乖乖地去了派出所，下掉了自己的戶口。我醒悟到，街道上這個“先辦學習班、再說下戶口”的手段，也是玩的魯文豪那個“要開窗、先說掀屋頂”的法門，比自己要高明得多了。
這街道對我們如此地殘酷，也沒有什麼令我們留戀的了。
唐主任大為得意地說了一個方言的比喻：“看看，從我的埡口上過身了不是？”
我服軟了，無奈地回了一句諺語：“主任說對了，不到黃河心不死，見了棺材才落淚啊。”
汽車在蔥蘢群山的蜿蜒公路上穿行，過馬水河，越涼風埡、下河水坪、又上紅巖、花坪，再下景陽河，渡清江渡口，上高遼，進戰場壩……
窗外的山越來越高峻，山上的樹越來越茂密，吹來的風越來越涼爽。下午4點鐘的時候，官店口到了，透過車窗，我看見了站在公路邊上的熊鼎三、李世平、匡安鏞三個人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