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早晨，我從那閣樓的鋪上爬起來，進了食堂，又是一驚：這廠裡的早餐竟然還是包穀面飯加蘿蔔片。我想起昨天公社食堂裡的白饅頭、米稀飯，這工人與幹部的食物，真是冰火兩重天了。
侯會計在食堂裡說：“公社通知，上午要我們全體到學校去開大會，聽鄭書記傳達省農業會議精神。”
我吃了這早餐，隨著這一支工人隊伍，在學校的操場上，遠遠地看著閃亮登臺的鄭書記姨爹，卻無法走近他的身邊，更不用說去和他講點什麼話了。大會一完，眼巴巴地看著他就被一群公社幹部簇擁著走了，我隨著我的工人隊伍，打道回廠。
中午，楊主任回來了，他是一箇中等、壯實的中年漢子，就給我“安排生產”，他說：“我們要翻修廠房，備料，燒石灰，我們已經安排了兩個人，現在你來了，就加入他們的燒石灰班子，吃了中飯，你就和他們一起，運粉煤，作煤球。”
開中飯了，還是那一碗包穀面面、蘿蔔片片。
3月16日下午1點，我在茅田農機廠“上班”的日子，就這樣開始了。
那“石灰班子”的兩個人，一老一少，我見了他們，互相自我介紹，老的說：“我姓曹。”看他的樣子，是五十多歲了，少的說：“我叫駱先秋，是駱駝的那個駱。”我問他多大了，他說：“二十了。”我就和他們一起運粉煤，把廠房裡那些打鐵爐邊的粉煤，一擔一擔地挑到一間很大的空廠房裡來，一直挑，一直挑到5點下班。挑煤的時候，小駱問我：“你是城裡人，又是知識青年，有文化，怎麼到我們這個鐵業社裡來了？你看我們這，多苦啊！”我無言以對，只是連連地苦笑。
我想起6年前，在官店區竹園壩紅旗二隊，就參加燒石灰了，這當工人的第一天，也是燒石灰。
又想起于謙寫的那首詩：“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唉，出了官店深山，又到這裡來烈火焚燒了。
第二天，往粉煤裡摻土，加水，然後，用寬片薅鋤翻攪。
第三天，做煤球，這煤球是用來燒石灰的，做得大，儘自己的手掌和氣力，能搓多大就多大，我做出來的，直徑5寸大小。
第四天，搓煤球。
第五天，搓煤球。
第六天，找、拖石頭。燒石灰要用石灰石為原料，廠裡不是拿錢去買炸藥開山取石，而是白手起家，空手套狼，叫我們這個石灰班子的人，拖著板車，沿著公路，在路兩邊漫山遍野地去尋找，這和6年前紅旗二隊貧下中農的思路，如出一轍，找滿一車，就拖回廠裡來。然後再出去找，如此，一車又一車，一車又一車。
第七天，找、拖石頭，
第八天，找、拖石頭，
第九天，找、拖石頭，
搓著煤球，我心中搓著悔恨。
拖著石頭，我腳下拖著絕望。
這一步棋，到底是走錯了。
是我自己全力以赴，把自己送到如此艱苦卓絕的境況中的呀。
一步走錯，滿盤皆輸。我如同一個賭徒，而且是一個多麼失敗的賭徒啊。在這一場命運的賭局中，我把全部的賭注都押在書記姨爹的那一句許諾中的幻影上，為了這個幻影，一下子推出了自己的全部籌碼，而輸光了已經得到的果實。
在我輕易地離開的那個地方，有賞識我工作能力的公社領導，有尊敬我“同志”身份的鄉村農民，有國營食品的單位背景，有優裕便利的生活環境，還有縷縷情誼的“選青”小葉，為了獲得這一個“糧食供應”的本本，我“梭哈”了這一切。這一切都被我輸得一乾二淨、付諸東流了，當我明白了這一點的時候，一切都已經來不及挽救了。
我來到這個陌生的公社，除了那個當書記的姨爹，所有的人都是生疏而冷漠的，我在熟悉的往來、熱情的接待中生活了一年多，這撲面而來的生疏冷漠，就更加是涼透心扉。
而當我在這社辦的集體農機廠也就是鐵業社，體驗了這麼多天的生產生活之後，我就真切地知道了：這一步棋，錯得是多麼的離譜，多麼的可悲；自己所面臨的，是一場多麼沉重而悽慘的艱辛，是一次多麼嚴峻而殘酷的考驗。
首先，是勞動強度的繁重，規定為8小時，嚴格地看著掛在那廠房牆壁上的時鐘，上午8點開工，12點吃飯，下午1點又上工，5點下班，絕不允許浪費和偷懶一分鐘，腳不能停，手不能住。我作的工，全是力氣活，一天做下來，就知道“渾身骨頭都散架了”是什麼滋味了。相比幾年前生產隊的農活，那是要嚴酷得多了。
其次，是工資報酬的菲薄，我這個徒工，一月工資定為18元，一個月按照26個工日計算，一個工日大約0.7元，如果做不滿26個工日，就要扣錢。
第三，是伙食飯菜的粗糙，食堂裡一天三頓，都是包穀面面加蘿蔔片片，不時會現出一顆沙子，完全沒有豬油，只有幾粒菜油星子，我來了這麼多日子，沒有吃過一回肉，只喝了兩次黃豆合渣。這樣的伙食，一天要0.5元。
面對這些，我是多麼懷念自己離開的那個食品所啊。那裡更多地使用著我的頭腦，工資多了一倍，食堂裡是大米飯、炒肉片，不吃黃連，不知蜜甜，失去了才知道珍貴，以前，我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人心不足蛇吞象，老是想著要“正式”，唉，眼前的這“正式”日子，能和那時的“零工”比嗎？那是一個在地下、一個在天上呀。
我的那個書記姨爹，你的許諾在哪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