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月以後，我終於見著了那書記姨爹。
4月18日下午，我和小駱，一人拉著一架板車，又出去找石灰石了。廠裡的石灰窯，已經燒出了一窯石灰，要準備燒第二窯了。這一日，我們決定沿著那條走向公社社部的大路去找，就在那丁字三岔路口，我看見了書記姨爹，他正朝公社那個方向走著。
因為有廠裡的工人在旁邊，我直呼他的官銜：“鄭書記……”轉念一想，覺得還是要強調一下親戚關係，又接著喊：“姨……”
但是，下面的“爹”字沒有能夠說出來，一句關懷的口吻攔住了我的話頭：“這一個月怎麼樣啊？”
我不無怨意地說：“您看我在作什麼吧，又還能怎麼樣呢？”
他看著我，手握車把，足蹬草鞋，頭髮蓬亂，渾身泥汙，大約也覺得是慘不忍睹，主動地提起了那個話題：“我已經跟勞動科說了，要他們給我想個辦法，勞動科說，你先用著吧，我又跟他們說，你不給我一個手續，我怎麼用啊？”
這就透出了一點無奈來了，原來他這個公社書記，在勞動科的“手續”、國家的人事制度面前，也是要接受制約、不能為所欲為的。
我也理解他的難處：“我在勞動科有一個同學，他告訴過我，我的身份是集體所有制的工人，公社用的人，必須要是幹部，我不是幹部身份，您沒有辦法用。”
他說：“你知道這一點就好，你先安心地搞著，表現好一點，我給你慢慢想辦法，以後，社辦企業，省裡會給幹部指標的。”
我心中哀嘆：天哪，從集體所有制的徒工，到國家幹部，這中間的距離，有多麼的遙遠，就憑自己這天天作煤球、拉板車，能逾越這道天塹？我那勞動科的同學，得知我被招為集體所有制工人後，大吃了一驚，給我普及這國家人事制度的入門知識：“你呀，怎麼不早來問我，我要是知道了，一定會勸阻你的，你呀，是不知道這裡面的深淺啊！”
我不能說出這失望來，只能說：“那就全靠著您了……”是我媽、我自己，死乞白賴，請著求著，跪著舔著，把我送到他的手上，落到這步田地的，事到如今，我也只能是按照著他指示的方向，走一步算一步了。
說著話，社部就到了，望著這書記姨爹走進大門的背影，我想起了花坪公社的大門。我停住腳步，渾身虛脫，百感交集，悲從中來。
我來這裡時候，曾經妄想：既然在花坪，能以零工的身份走進公社，獲得好評，那在這裡，還有個書記姨爹罩著，只要有一個機會，自己就可以創造出同樣的業績和聲譽。我想錯了，我那勞動科的同學說得對，我忽視了食品所與鐵業社的單位體制、經濟背景的巨大差別，更不懂得集體所有制工人和國家幹部身份的鴻溝，在花坪，公社領導可以把我當做公社幹部使用，那是因為我有著食品所國家單位的背景，還有一個“亦工亦農”模糊標籤，我在這裡，是一個定了性質的集體單位鐵業社的小徒工，連走進這個公社大門的資格都沒有！
現在才明白這一點，已經是太晚了！
小駱從身後跟上來，問：“你跟鄭書記熟啊，講了這麼一路？”
我回過神來，答道：“在城裡，我們是同一條街。”
我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咬緊牙關，拉著板車，從公社的大門前面走過。
其實，這“表現好”，完全用不著書記姨爹來囑咐，在這個鐵業社的嚴格的管理制度下，鐘點一到，就必須得上工，楊主任安排作什麼，就作什麼，一上工，就不可能偷懶，這麼手腳不住地做下來，沒有表現不好的道理。
又找了兩天石頭，燒出了一窯石灰，楊主任說：“你們石灰班子的任務完成了，下一步，你們去挖基腳。”
我奮力舉起了挖鋤，一下一下地砸向堅實的土裡，楊主任、侯會計在旁邊看了，交口地讚道：“小孫做事踏實，不怕吃苦，又有文化，放得下架子，和我們這些大老粗打成了一片。” 楊主任又給我安排前途說：“好好幹，等我們的廠房翻修好了，我教你開、修柴油機，當動力工。”
我這表現，也得到了廠裡師傅們的認可。
4月24日晚上，全廠工人開大會，會議的議程有二：一是評議徒工級別，二是公佈這兩個月的“工分”。
我就是被評議的徒工之一，師傅們發言的口徑，和楊主任、侯會計的說法一致，都是“踏實”、“吃得苦”、“放得下架子”，一位當副主任的李師傅還進了一步，說：“徒工搞事，都要像小孫那樣搞。”他們提議，讓我的月工資提升兩級，定成24元，這在農機廠，算是史無前例的獎賞了，歷來慣例，徒工第一年18元，第二年21元，第三年24元，小駱說：“我來了三年，才升到24，你一個半月就相當我三年呢。”我相信，師傅們是不知道自己有書記後臺的，這完全是師傅們由衷的評價。
接下來，侯會計宣讀工人們的“工分”，唸到我的名下，是296分。這真是一個黑色的幽默，天大的玩笑，我不惜一切代價地逃離了生產隊，卻還是沒有能逃脫“工分”。
這農機廠，獨創了工農結合的工分工資制度。按時上班8小時，定級別，定工資數額，按月發錢，這是工廠性質；勞動1小時，記一個“工分”，沒有“假期”和“請假”的概念，有病、有事，不能上工了，就沒有工分了，又是農村風味了；8個工分摺合1個工日，一個月作滿26個工日，發全額工資，多做一日，多發一日，少作一日，扣發一日，這就是廠裡的創意了。這正是把城鄉兩種勞動計酬方法，取其所長，去其所短，完善統一了，既給予了勞動者金錢的利益，刺激了他們的積極性，又保證了勞動者的時效，防止了他們的偷懶，更鐵面徹底地實施了“按勞取酬、多勞多得、不勞不得”的原則，在政治經濟學上，可以說是一個有創造性的發明。
奇怪的是，這廠裡的兩名主任、一名會計、一名總務兼出納卻不受這“工分”的約束，他們是拿固定工資的，也不參加車間生產，還不時地在辛苦勞作的工人們面前晃悠溜達，工人們好像也不眼紅。
三天後，發工資了。師傅們那升我兩級的提議，在廠裡領導那裡沒有能夠通過，楊主任對我說：“你才來一個半月，就升上24元，真是抵別人三年了，太快了一點，還是隻長一級吧，大家心裡平衡一些，你沒有意見吧？” 我推測，也許是書記還沒有給廠裡領導們打招呼，廠裡領導們還不知道，咱的背後是書記，或者他們知道，卻並沒有顧上書記的面子，心裡又怎能“沒有意見”？但是在嘴上，卻是一迭連聲地說：“沒有，沒有意見，不就是三塊錢嘛。” 楊主任又說：“我們也給你一點補償，這兩個月，就照21元的級別來算了。”我又是一迭連聲地說：“感謝、感謝領導的照顧啊。”就去領錢了，我到廠裡40天，有3天在下雨，野外不能做事，做了37個工日，296分，摺合工資29.52元。小駱還羨慕說：“我18元搞了一年，才升到21元，你一來就是21元，也多當了一年了。”
此後半月，繼續挖基礎，基礎挖完了，就做搬運的雜工了，例如：拖著廠裡的板車，到一個叫太和街的地方，那裡有一個小煤窯，去拖煤回來，那個小煤窯距離廠裡大約10裡，上午一車，下午一車，就是一個工日；又例如：廠裡來了一汽車煤炭，小山一樣堆在場壩上，我一挑一挑、愚公移山一樣地把它們挑到打鐵車間的爐邊，移完一座煤山，也就是兩、三個工日過去了。
這期間，楊主任安排我，做了一件發揮特長的事。
新的廠房建成了，外面的牆上，用石灰粉刷得雪白，這堵牆面對公路，楊主任問我說：“這牆上寫一條標語就好看了，你會在牆上寫大字嗎？”我說：“會呀。”楊主任說：“好哇，你就給我去寫：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
我去木工房，請師傅做了一把1.5米的木板長尺，買來鉛筆、排筆、紅色油漆，在這白牆上忙乎開來，打格子、勾輪廓、描邊框，三天後，一幅紅邊、空心、白底的黑體又帶花體風格的美術字標語，就出現在那白牆上，楊主任看了，很高興，說：“這字寫得好看，小孫真是一個人才。”
新廠房建成後，楊主任對我說：“現在廠裡住房有了，你從閣樓上搬下來。”就安排我要搬到二樓的徒工宿舍去。我看那宿舍，是8個人的大寢室，覺得還不如在閣樓上呢，閣樓上雖然要多爬一道梯子，可那只有我一個人住著，徒工宿舍裡卻什麼個人的獨立空間都沒有了。雖然是心裡不爽，但是人在矮簷下，也只有搬下來了。
滿兩個月的那天晚上，5月14日，我寫了一首《到廠兩月抒懷》的五言詩——
到廠兩月整，我心如冰冷，日中為雜工，夜半淚縱橫。
拉車與挖土，衣褲泥層層，掃地與運煤，臉腮灰蓬蓬。
八時勤勞作，分秒不可省，計薪何菲薄，一時一角正。
蘿蔔包穀飯，肉油皆不能，手上結老繭，筆下放悲聲。
窮途路何在，絕地望逢生，思之悔不盡，何時見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