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曾經做過我班主任的縣一中副校長，勉勵我說：“憑你的學習成績，以後大學是肯定考得上的。”1967年，我與同班同學展望前途，那同學推測說：“將來是紅衛兵上大學呢，還是逍遙派上大學？”1973年，還在讀高中的可兒疑問我：“你學習這麼好，怎麼推薦不上大學呢？”那一個大學的夢想，就一直在我心頭縈迴。
問人生，夢為何物何時圓？
知青的砥礪在深山中前行。1973年8月，國家開始實行推薦“工農兵學員”上大學、中專的的制度，其時，我在官店區竹園公社紅星一隊，算算自己作知青，已經滿了3年，達到了可以報名參加的期限，於是在小隊通過了貧下中農鑑定、在大隊獲得同意、在公社報上名，然後到區裡作體檢。
我所在的紅星一隊，距官店口30裡，15裡下坡走下伍家河，再15裡上坡爬上官店口，去區衛生院。查視力的時候，那女醫生指著5米遠的視力表，一個一個地指，我根本看不清她指的是那一排的“E”字，不論她指那兒，我都只有一個答案手勢，那就是往右指，反正我知道，那第一個大字母，缺口是向右的，這樣總可以保證“0.1”，那醫生看了我這表現，又好笑又同情，關心地問：“你這眼睛，可近得不輕哪。”我說：“那是。”醫生搖了搖頭，滿懷憐憫的神色，在表上寫下了兩個“0.1”，還替我嘆了一口氣。
我這近視眼，是在進了初中，就開始的了。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年，我小學畢業，進入建始一中初中部初一（2）班。那時的縣一中、是初、高中在一起的，視力檢查時，還是1.2，然而一年之後，坐在第一排，就看不清黑板上的粉筆字了，這其中的原因，自然是對眼睛的摧殘性使用了，如走路看書呀，昏暗的燈下看小說直到深夜呀，等等，魯迅說：“人生讀書糊塗始”，我這是“人生讀書近視始”呀，大錯已然鑄成，近視不可逆轉，我就此淪入近視眼的痛苦地獄之中。
在那個時代，我們的山區小縣城還閉塞得很，那眼鏡可算得上是稀有的“泊來品”。全縣城戴眼鏡的人，那真是屈指可數，而且還只是那些由外地分配來縣城工作的老師、醫生和幹部才戴，土生土長的本城人，敢戴眼鏡上街的，幾乎沒有，這似乎與山城未開化的居民，對戴眼鏡的歧視性偏見有些關聯，這從當時人們對戴眼鏡者的稱呼中，就可以聽得出來。縣農業局有位姓董的外地人，人們就直呼他“董眼鏡”；縣檢察院有個姓謝的，還是副院長呢，人們背地裡，把他叫作“謝瞎子”。毫無誇張地說，那時縣城的人們的價值評價體系裡，近視幾乎是與殘疾劃等號的。也許正是因為這種世俗的大眾性意見，就極端地扼殺了本地人們在大庭廣眾之中堂而皇之地戴眼鏡的勇氣。
在這種民間輿論中成長的不更事的少年，對眼鏡的蔑視，表現得更加露骨而強烈。一中高中有個物理老師盧瓚三，後來成了一中名師的，學生們議論起來，便說道：“那個盧瞎子，藍球打得好！”對師長尚且如此，遑論對同學？我讀初二年級的那一年，班上轉來了一位叫石治玉的外地同學，他當然不知道這鄉風民俗的厲害，戴著一副眼鏡，大模大樣地走進教室，一下課，他就成了“石四眼”、“石瞎子”，就此釘在了班上同學口水的恥辱柱上，他後來迫於這個壓力，取下了眼鏡，可是，這“四眼”、“瞎子”的惡諡，一直伴隨著他，直到他跟著父母的調動而離開縣一中。
我的近視而不能戴眼鏡，除了這周邊環境的壓力之外，也是受縣城與家庭的經濟落後因素的制約。那時縣城裡，還沒有經營眼鏡的商家，給我檢查視力的醫院眼科醫師說，要拿了他們開的度數方子，到武漢去，才能配上的，那時從縣城到武漢去，要先坐汽車到巴東，再從巴東坐輪船下武漢，要三天時間，路費要一百多塊，相當於我爸、媽兩個月的收入，家中的經濟，絕對是承擔不起這麼侈奢的花銷的。
近視了，而又沒有眼鏡可戴，少年的我，就只能面對一片模糊的世界了。
遠處的山，遠處的樹，在我眼裡，化成了一張張仿彷彿佛的影子，對面五步以外的人，那是絕對認不出面容，分不清是誰的，走在街上，不敢輕易與人打招呼，怕認錯了人；看電影，須坐一、二排，一場下來，脖子仰得痠痛不已；看遠處，總是眯著眼皮，看書、寫作業、鼻子幾乎貼近書本……最最要命的是，是作學生看不清黑板上的粉筆字，儘管坐在教室的頭一排。看不清黑板，就弄不清這課的內容，弄不清這內容，就沒有了聽講上課的興趣，這就直接產生了兩個惡果：一是在老師眼中，我成為了上課不專心的調皮搗蛋；二是老師上的課，我全然沒有了印象，因為沒有聽講。可是作業還是要作的呀，逼得我只好自己去看教科書，誰知也許是天無絕人之路罷，“上帝給人關了一扇門，又給開了一扇窗”，這麼一逼，竟然逼出了一個意外的收穫，就是逼出了我的自學能力，那些什麼代數呀、幾何的題目，我比著書上的定理、公式、例題，比著比著，居然就作出來了。因此，我的學習成績，不降反升，給我上幾何的老師，操著他那一口漢腔一驚一咋：“這伢呀，從不聽講，怎麼還考得這好？”
近視眼繼續伴隨著我一天天長大，深刻地影響著我的人生之旅。
1968年，我趁著大串聯到了武漢之機，配了眼鏡，400度，這樣，我就戴上眼鏡，看到了清晰而明亮的世界。然而，卻不敢公然戴上，怕人笑話，只是在看電影的時候拿出來用一用。
1970年，我上山下鄉作知青了，在生產隊裡，也是不好意思戴出來，在田間勞動，都是眯著眼睛的，躲在房間裡看書、寫字的時候，才戴。
我在區衛生院一項項地查完身體，到區裡的辦公室去打聽消息，那區的辦公室主任板著臉說：“我們這次考大學的體檢標準是陸軍標準。”我一聽這話，就知道自己沒戲了。蔫蔫地又30裡迢迢地下伍家河、回竹園壩去也。
為了使自己的眼睛達到這個“陸軍標準”，我異想天開，鋌而走險。那時候，鄉村大力推廣中草藥和針灸治病，公社衛生院裡那個用草藥給我治過膿包的赤腳肖醫生，對著我大吹大擂：“可以用針灸治好你的近視眼。”我一聽，喜出望外：“好啊，那就請你給我扎針吧。”肖醫生就取出一把銀針來，圍著我的眼睛周圍，紮上了一圈，一天一次，一連紮了五天，到第六次上，也許是穴位沒有找準，也許是下針過深，眼角上的那一根針取出來，眼角就腫起來，現出烏青的顏色，那肖醫生也嚇著了，說：“唉，你這近視，我是不敢治了。”真是迫於前途的壓力、病急亂投醫啊，現在，想起來就有些後怕，要是哪一針扎失手了，不堪設想。
區裡招考“工農兵學員”的結果出來了，我落在孫山之外，失望傷心之餘，看到同在竹園公社的一個同伴，也是近視，卻怎麼又考上了呢？我大惑不解，又一個孫山之外的人說：“你呀，真是個苕腦殼，人家有人就在區衛生院、在區裡呀！”我一聽這話，恍然大悟，原來，這“陸軍標準”，也是因人而異的啊！我這就提高了思想和覺悟及認識，知道自己在這官店區，舉目無親，無依無靠，是無論如何也達不到這“陸軍標準”、永無出頭之日了。
從區裡垂頭喪氣地回來，公社安排我到公社的小學，作民辦老師。
我在開始幹民辦老師的時候，還是不好意思戴眼鏡，我在講臺上面上課，學生們在下面亂說亂動，我卻視而不見，那教室裡的紀律就壞了，學校為我開了專題的整頓會（詳見上，第一章之十三、竹園小學），弄得我大失面子，迫於這個形勢，我才戴上眼鏡，走進教室，厲行“整頓”，才將那班學生們弄規矩。
這一學期結束之後，我下定決心，排除萬難，1974年3月，把自己轉到了花坪區，咱老爸在花坪區供銷社工作二十年，那可是交結廣泛，大有人脈呢。
7年後，我從恩施師專畢業，回到縣城，走在這小城的大街上，眼見著戴眼鏡的人一天一天增多，在學校裡，學生中的近視眼，年年幾乎以幾何級數的速度增長，近視不再是殘疾人的同義詞，眼鏡不再是臭老九的專利品，看著大街上那麼多的人們，理直氣壯地戴著眼鏡熙熙而來，攘攘而去，我那揹負了二十多年的近視原罪，終於得到赦免，自卑的十字架終於得以放下。
我看著我的學生、我的兒子、我的侄男侄女們，一個個都戴上了眼鏡，肆無忌憚，而又笑容燦爛，那晶亮的鏡片在陽光下反射著熠熠的光彩，我這心裡，卻又沒來由地隱隱地有些惘然。
因為……
我不知道，這是近視眼們的幸福呢，還是我下一代的缺憾？
我更不知道，這是咱人體質的退化呢，還是文明社會的進步？